大中小学，统统停了课，闹革命了
江边码头的汽笛，鸣了不过一个时辰，母亲再也没有想到，她家老三走了进来。一张脸原来就苍白，如今成了菜青色，眼圈发黑，身个长了一头，却细了一圈，风吹就要倒似的。肩上那一个大行李袋，眼看要把细细的锁骨吊断了。一见妈，他便红了眼圈，张了几次嘴，却没说出口。事先大哥教好了他，只说上海粮食紧张，动员人口回乡。母亲操心的事多，又要强，切不能说学校开除的话。可到了眼前，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见了这情景，母亲脑子里轰地一响，虽然什么都不明白，可却又什么都明白了。她并不问，只说：“洗洗去吧！”
他像得了赦令，顺从地走到一边，放下东西，舀了一盆水，开始洗脸。妈在一边静静地择菜。
洗完脸，他打开行李袋，拿出两盒点心：“大哥捎的，一盒给爷爷，一盒给妈。”
妈看了一眼点心，说道；“老大又花钱。”不再说什么。
回家的仪式简单而顺利地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家里。离开这两年，那宅子像是更黑暗而阴森了。他天天躺在后厢房里看书。天井里那一棵臭椿树冲天地高，挡了窗子。他就着叶缝里漏进的几丝光线看完了一本本的厚书：《济公传》、《西游记》、《红楼梦》。一天只有三顿饭和爷爷的两次召见，他才出房门，其余时间全在房里，躺在竹榻上，看书，还想心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心事可想，只是呆呆地靠着，什么都不想。耳畔有声音流过，是大提琴的声音。他脑子里常常整天整夜地响着一首大提琴的练习曲，楼梯一样上下。走两步，退一步似的回旋着前进。进到最高处便回头往下走，仍然是走两步退一步地回旋着后退，无穷无尽，永远不会结束。无论他在干什么，吃饭、睡觉、看书，经受老爷的检阅，那练习曲只是不间断地反复。他非常非常的想拉琴，可是他又自卑得不敢去想，他以为他是无权去想了。并且，大提琴的回忆，是伴随着痛苦的屈辱和卑鄙的犯罪，或者说，是痛苦的屈辱和卑鄙的犯罪伴随了大提琴的回忆。他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都只是一个乱梦。他只有自欺欺人地以为那一切都不曾有过，他才可能平静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然而，事实上，一切都发生了，一切不曾发生才是个真正的梦。那梦只有在后厢房内，臭椿树荫影的遮蔽里才做得安逸。一出了门，走到街上，太阳洒满了全身，辉煌得耀眼，江边码头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再有几个熟人迎面而来，问几声好，梦便会醒了。所以，他比先前更需要这阴暗，需要这阴暗的保护，尽管他憎恶。他简直不能上街，即使买盒火柴，打瓶酱油，他都做不到。爷爷召见孙儿时，特意地转向他，说：“是坐禅？还是读经？大上海过了两年，过得那么尊贵？那么蹊跷？”说罢便阴惨惨地笑。他感觉到母亲的眼光，忧虑地注视，只是沉默，头也不抬。他在上海过了这二年，别的变化尚没有，却是不再那么看重爷爷了，他自己也奇怪。如今他敬畏爷爷，全是为了妈，也因为习惯。他作过大胆想象，就是将威风凛凛的爷爷放在上海淮海路的人群里，那么，爷爷必定会显出了渺小。在认识了爷爷渺小的同时，他也认识了自己的渺小，便有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世界上来的，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在黑暗的屋子里，在透过椿树叶子缝隙忽隐忽现的光亮里，他觉着一片虚无，心中充满了悲哀。他自以为很渺小，实际上却把自己看得太重大了，他在黑暗的遮蔽里自由的、任意的扩大自己的屈辱、卑鄙、委屈和悲哀。
大提琴的声音总在耳畔流动，无时不在，唱着同一首练习曲，低处浑厚深沉，高处雄健激越，间了江边码头的汽笛。这声音骚扰着他，连梦都做不安稳了。
这一日，他听见爷爷的龙头拐杖打在母亲的背脊上，他认定这全因为他的不是，便伏在枕头上伤心地哭了。眼泪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收敛不住。他一心里都是绝望，都是灰心，这世界全是无辜的不幸，哪里有一点快乐。他几乎把眼睛哭出了血，实在哭不动了，他才慢慢地停了下来。他软软地躺在竹榻上，心里却一片明净，他甚至有些快乐起来。臭椿树沙啦啦地扫着窗棂，将血红的夕阳东一丝西一缕地扫进窗户。他四肢无力，心里却明澈极了，好像眼泪将一切杂质冲洗了出去。
他毕竟只有十七岁，无论是多么纤弱，却还有着充沛的新鲜的活力，阴郁只是暂时的，更多更多的是希望。当他还没有将这希望一点一滴消灭光以前，他必定还将走很长的路，享很多的欢乐，受很多的痛苦。
江边码头的汽笛隐隐地叫，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回。
黄海湾口那城里，金谷巷的女孩儿上学了。背的书包是自家裁了布做的，妈绣了一对鸳鸯戏水，吹口气就能活了的模样。女孩儿穿着粉红的有弹力的袜子，大红平绒的花鞋，一身嫩黄底小碎花的裤褂，小褂是斜襟滚紫边儿，裤腿微微撒开着，姣的不能再姣了。一步一步，踩着碎石子路走了出来。同班的女孩儿家都不愿与她作伴走，怕将自己比了下去，又将她更比了上去。她可不看重这些，微微昂着头，小辫儿不长不短，辫梢用火剪卷成两朵绣球花似的，打着小小的圆圆的削肩。一步一步，脚跟踩着直线，上学堂去了。
一教室的小孩儿，都没她利落，俊俏，坐的姿态也挺拔，说话口齿也清楚。老师一见就喜欢，派她作了班长，每堂课前喊起立，放学领队出校门。她乖巧得可以，老师说什么都往心里去。老师说教鞭棍儿不顺手，她回家就缠着叔叔做了个新的，缠上了花绳绳儿，给老师送去。送去也不多话，只道家里正有个竹竿儿，妈缠了花线叫送给老师使。老师星期日到理发店烫了个新发式，第二天来课堂红红着脸不好意思，下课了她就对老师说：“烫了头就像电影上的人儿似的，我长大也要烫。”老师把她当个心肝儿似的。国庆节，学校开大会，每班都要出节目。老师让学生自己报，一教室的学生都扭扭捏捏，心里想报又不好意思报，生怕别人说出风头。只有她，坦坦然然举起了手，老师点她起来，她便一步一步走上讲台，先站好，再鞠躬，随后便两手放在胸前，唱了“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声音甜脆，没有上不去的高音。老师又特特的将她留下，专门编排了动作，只一遍她就全学会了，做得一丝不差，只是那小手指头，笋尖似的，翘得老高。老师看了心里不是味儿，却又说不出什么。
庆祝会上，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礼堂里巴掌拍得震天响，她鞠了一躬又一躬，鞠完后便挺着身子，不慌不忙挪着脚步走了下去。高班低班都站起来瞅她，她心里得意，脸上可是不露，还有些不耐烦似的，脚步却一点不乱，一步一步走回自己的班上，稳稳地坐下，扬着脸看台上，什么都不觉得似的。
西去三百里，小杂树林子里，影影绰绰的练功的刀枪剑棒闪闪地亮，喊嗓子一声高一声低，二胡哭似的唱。
里弄，学校，正宣传邢燕子、董加耕的道路，他报名了。一周以后就批了下来，百来个年轻人戴了大红花，搭一列火车，走了。火车开出了城，走在辽阔的田野上，他的心便豁然了。他开了一半车窗，任凭风吹着他长长的头发，车厢里同学们在唱歌。
他去的那地场，和安徽挨着，又和山东靠着边。原本主要种小麦，如今正旱改水，裤腿挽得高高地下水田，挑着稻秧杂技表演似的走在细溜溜的田埂上。他干活不惜力，专拣重活干，几次从田埂上滑了下去，泥猴似的爬不起来，大伙儿笑着纷纷朝他伸手，拉他起来，推他回家换衣服。他硬是不回，拾起担子接着走。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上，一会儿就打颤了。然后，又被阳光和身体的热气慢慢地烘干，那热烘烘的衣服从身上剥离的一瞬舒适得妙不可言，连骨缝里都是热腾腾的。夜里睡倒在床上，每一个关节都在酸痛，动都动不得。可这酸痛令他快慰，他从心里觉得舒坦。早上起床犹如上刑，他咬着牙撑起身子，放下脚，脚找着鞋子，终于立了起来。迈开了步子。他比上一日更加没命地干，骨头格格地响，听了觉得快乐。担子将人压得走了形状，打了无数个弯，却终于没有趴下。都说他在玩命，也说他是个实诚的孩子。他单独起居却几乎不用做菜，庄上家家都给他送咸菜。臭豆子、腌蒜、萝卜干。有谁家来了客，割肉称鱼，也必定叫了他去，一是心疼他身子骨单薄，二是有他这城里来的学生作陪，也添几分脸面。
这是崭新的生活，过去的一切这才退远，隐在记忆的暗影里。他庆幸自己来对了，来以前的岁月是那样不堪回首。他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以往的一切都得到了清算，新的人生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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