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年中有一个月去医院挂水，疏通血管，活跃心脏，是为保健。在他们订阅的书报中《半月谈》、《参考消息》已屈居第二，《益寿文摘》和《祝您健康》成了他们新的精神食粮。一时间他们拥有空前丰富的保健知识。他们总是爱吃海带、紫菜、香菇这样的黑色食品，而尽量远离肥肉、腌菜这样的传统食物。
妈妈是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她的身体最好，心胸最为开阔。她的个人榜样以及经验足以成为所有人的老师。她只是遗憾这一切来得太迟，知道得太迟太晚，否则爸爸的下场就不至于那样了。一切都缘于无知，才拖延下来。要是放在今天凭妈妈的经验发现爸爸的病变还不是小事一件？甚至病变都不会发生，科学而卫生的生活足以防患于未然。妈妈的遗憾无法加以弥补，就将有关知识的运用转嫁到哥哥和我的身上来了。她督促我们早起早睡，生活规律，饭桌上经常素食，难得见肉。更有甚者妈妈经常塞给我们各类药片，有维生素、珍珠钙、西洋参、补气的、安神的，不一而足。即便是头疼脑热妈妈也重视得不得了，如临大敌，她给我们诊病，逼我们吃药，并想当然地认为她和爸爸生过的病哥哥和我都有，只是发作与否的问题和迟发早发的问题。因此我的胆囊炎、颈锥病（妈妈所有的病症）不是曾经有无的问题，而是及时地被她扑灭了。至于我们的肝，那当然是重点的重点。妈妈毫无妥协余地地禁止我饮酒，在我身体不适时她让我服下了大量的云芝肝泰和柴胡冲剂。我们家消夏的饮品常年以来除了绿豆汤还有茵陈汤。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妈妈每次托人捎东西去，除了大包保肝治肝的药物就再无其它了。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不断尝试各种锻炼和健身方法。唯有在这一问题上她总是最时髦的，喜新厌旧，追随风尚，并乐此不疲。妈妈练过甩手疗法，吃过醋蛋，家里培养过红茶菌。气功方面更是所习甚多，做过鹤翔桩、香功、八段锦，打过太极拳，目前进行的是中华益智养生功一天两次妈妈用两只特制的小锤在身上敲打不休。那小锤木柄，下包金属铁皮，看上去极像两枚手榴弹。妈妈将小锤在开水里烫热后开始舞动，砸在身上扑扑有声，既热又沉，是名热络锤。妈妈还去和平公园里扭秧歌，跳交谊舞，以活跃心身。家里的医疗保健设备添置了血压计、地磅、药枕以及纠正颈锥的器械。同时妈妈深知一个人的心理对其身体健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涸此她尽量摆脱日常琐事，去金陵老年大学报了名。她选修国画专业，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修身养性。另一门旁听课则是医疗保健，妈妈认真听讲，兴味盎然。课余时间养花植草，绿花阳台，每日早晚搬动花盆，其乐融融。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听说爸爸曾经自杀的事。一天我抱着妈妈送李伯伯的一盆花草去李伯伯家，后者正在阳台上浇花。当时李伯伯团胃癌已动过四次手术，见我来他点头微笑，那灿烂的面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病人。在我的理解中爸爸的这些老朋友应数李伯伯离他最近了。他（李伯伯）经历过死亡，而且也曾自杀。我小心翼翼地重提往事，问李伯伯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吞下了铁钉？我试图从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身上追究爸爸当时的心境。没想到李伯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他从来没有自杀过，更别说吞食什么铁钉了。他的面孔在鲜花中暗淡下去，不再理会我，因此我断定某些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只不过现在他仍把此视为耻辱。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爸爸的自杀时表现得那么轻易和坦然呢？答案只有一个：爸爸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死亡使他们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曾有过的软弱。在这支衰老的队伍里自杀仍然是被禁止的，仍然是一个首要的禁忌，并随着自然死亡的步步逼近越发显得必要。在他们之中只有姜叔叔的行为才是值得荣耀的，他为他们增光添彩。尤其今天更是如此，既然他们已历经磨难，克服了重重艰险，活下去本身直至终点就是一首英雄主义的赞歌了。
回家的路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沉思：看来活下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其不容易才产生了非凡的意义。正常死亡是人生的最后目标，虽然人人必有一死。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主张自杀。甚至连以虚无为本的存在主义者也要求我们重复活着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当然，这是生命意义的最低点，但最高或较高的又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曾向我解释的那样：“活着就是要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非常绝妙，但依然是一个圈套。在所有这些答案中爸爸和一切早夭的、短命的，和一切自残自戕的人都仍毫无价值可言。
难道活着真是唯一和基本的吗？
可否冒天下之大不题作这样的设想：终止、中断和残缺是有意义的？
由于平静而愉快的晚年生活妈妈不禁又想念起爸爸来了。她的开场白总是：
“要是爸爸能活到今天……”是啊，如果爸爸能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他当然不会去阳台上种花裁草，去公园里练功或舞剑，关于这点妈妈和我都同样清楚。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爸爸是不会退休的。他不会像他的那些当官的朋友们那样歇下来之后无所适从。他们上老年大学，锻炼身体，为第三代奔忙，我想爸爸不会有此闲情逸致。爸爸的工作（写作）是持续性的，职业要求他一如既往。他的幸运在于从事的行当可以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他的不幸当然就在于他的短命了。
看看他的那些活下来的同行吧，妈妈更加确信这一点。当年他们是同一批人，经历了相同的劫难，爸爸一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和精力都更胜一筹。妈妈认为爸爸应得到相同的回报，甚至应所获更多。他的那些同行如今各就其位，显赫一时，他们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在生前他们的著作就已进入经典之列。他们进入文学史、教课书，又从那里出来，现世的活动如此频繁，在报刊电视上反复出现，曝光率之高令妈妈无比嫉妒。他们的活动已越出狭隘的文学范围，更富于直接的现实意义。出任内阁部长、提名中央委员、出国访问、接受奖章、发表演说、持不同政见、办先锋刊物、扶持文学新人、下海、兼职、顾问……。至于写作本行，其领域也大大扩张了。报告文学、内部参考、新诗旧词、散文杂感一应俱全。另外还有警世格言、健身秘诀、回忆批评频频发表。读书笔记、私人书信、哲学思考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竞相评注《红楼梦》，举办水墨画展，四处题词，撰写书名刊头，弄得墨迹污染无处不在。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威势力足以左右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由于来日无多因此有必要奋力一挣，也许那美妙的不朽就就此投怀送抱了。
妈妈的遗憾是不无道理的。而我宁愿爸爸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就已死去。事实也就是这样。也许这就是终止、中断和残缺的意义所在。我难以想象爸爸活得又长又得意，四处周旋，仪态万千，就像我难以想象他是一个胖子，西装革履，指甲修得干干净净。爸爸是愤怒而害羞的，他的感受力不允许他达到某一点。在美感方面他有最好的鉴别力。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但他就是不会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感到遗憾，爸爸最好的书没有机会写出。但如果他真的活着，他会只埋头写书吗？如果真的活着，在当今的世界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我几乎不敢想象另一幅与现实更为契合的图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爸爸在一切发生之前死去吧。爸爸死得正逢其时，多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妈妈能够理解我的感受么？
她能否同意我大逆不道的言词？我该用怎样的方式安慰妈妈？一如对爸爸选择死亡加以肯定。
我说：爸爸至少可确保晚节了，他不再有机会喜新厌旧，把您抛弃了。他不再会有鲜闻传说、感情纠纷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的肉体已经朽坏，功能丧失，因此他的灵魂反倒更加洁净了。
妈妈对我此说嗤之以鼻，她相信爸爸如果活着也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我无法反驳，在这一问题上妈妈似乎有比我更多的发言权。同时这一问题也是虚妄的，爸爸不能死而复生，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证明。
爸爸的死给我带来的不适只是在追悼会前后，我为妈妈的情况而焦急。现在她要担当起家长的重任，给我们遮风挡雨了。
回到学校我继续学业。一天晚自习时我离开了教室，来到外面的树林里。我靠在一棵杨树上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为爸爸的死第一次哭泣，也是最后一次。流泪的时间很短，当我由蹲的姿势变为直立的眼泪就止住了。我为自己暗自落泪而不好意思，同时也感受到了释放后带来的轻松。再后来我恋爱了，对爸爸的死已无暇顾及。我又开始流泪了，但这是为我的爱人所流的。我再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心理，相反，我宁愿她能及时看见。我的眼泪毫无节制，如江河流淌，响动也变得巨大而可怕。我在痛哭，为她曾爱过别人，为她仍有可能离我而去，为假期短暂的分别，为误解、为童年，为一切悲惨的想象我痛哭不已。两只眼睛经常保持红肿，但我并不羞于见人。我的视力由于哭泣也开始明显下降了。两年来我的眼泪就这样地不值一文，但我并不自知。我被哭泣的快感所陶醉，就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我甚至在为自己的哭泣而哭泣了。我感动于自己如此爱她，又不被理解，自动沦落到这个无助而被动的位置上。我不可救药地进入到这一悲哀的角色而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分离来临，我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伤心不已。由此我判定自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她的离去如同末日来临。这是在白天清醒的理智之光的映照下我认识到的，我以为她于我的重要性几乎等于我生命的全部。可我们感受的世界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我们的梦境。与我现实的感受平行，在我肤浅不安的睡梦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我的爱人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我想梦见她都是不可能的。我曾做过多次愚蠢的尝试，如睡前默念她的名字，或在中途醒来时回忆她的形象。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她极少出现在我的梦中，即便出现了也和其他一些姑娘的面容混淆不清。
爸爸倒是经常光顾我的睡梦，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来访越来越频繁了。
在梦中爸爸从来都是活着的，年轻健壮，但一如既往地愁眉不展。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死去的爸爸。梦中的爸爸总是出现在家里，有妈妈陪伴一侧。即便他们所在的房子已不是下放时的那栋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双亲都在里面活动，那一定是你的家无疑了。哥哥和我都还那么小，不到自立的年龄，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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