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的这位好友就去世了，死时刚过六十岁。肯定他带着许多他有意不去击碎的梦到殡仪馆，将那些梦和他的躯体一起火化：“泥土归泥土，灵魂归灵魂”。梦是他灵魂的核心；是经现实生活过滤又经过病痛的剥离，最后剩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那才是他最好的陪葬品。他珍惜它们到了吝啬的程度，不轻易把它们告诉世人。他的作品不多，留给我们的电影中有一部名叫：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从橱柜里钻出来，又与美丽的白三角告别后，我就只有从小说戏剧中读到爱情和女人。我发现小说戏剧中有关爱情的描写似乎有个明显的界线，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的年代，到了新时代就像恐龙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爱情仿佛是与建设新世界新社会相抵触的；所有的文艺宣传品都异口同声地向人们宣布：如果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发生爱情，那注定没有好下场，绝对以悲剧告终，如果男女双方都是革命阶级，那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是超乎所有关系之上的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这高尚的关系将全部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都涵盖无余，男人和女人在这高尚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谈情说爱”只出现在主人翁有阶级觉悟之前，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谈革命工作，交流学习心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再不会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风”总是与“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男女关系”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连劳改队的犯人都看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总而言之，“男女”两个字连在一起决没有好事。
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怎能使我在“青春期”表现出“青春拉”，激起我对女性的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爱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很可能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我本身不谈爱情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再谈爱情更反动得无以复加，并且也没有哪个女同学敢冒天下之大不锈与我“谈情说爱”。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情调”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止是我，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都像被制服领子上的风纪扣封得密不透风。千千万万年轻人都不度过“青春期”而一下子跨入中老年，从而使中国人的外表看来一个个都深沉内向谨言慎行老气横秋。果然，社会语境发展到后来，“恋爱”一词也普遍被“找对象”三个字所替代。一个可能是非常缠绵温馨心荡神情的情感交流过程，被简化成直奔终极目标的繁殖行为。“找对象”不过是动物群体中的“交配”罢了。我在农场放马牧羊喂猪的时候，每到家畜发情期，队长叫我把牲口赶到配种站去配种，他总是手叉着腰站在囵门外这样对我喊：
“该给它们找对象了吧！”
整个中国全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我看来，爱情也只是“发情”罢了！
但是，那时我毕竟到了生理阶段的“青春期”，我“发情”了却找不到“发情”的对象，只好到一些还没有被禁止阅读的中外古典小说中去寻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发黄的书页上风情万种，通过我的眼睛抚慰我渴望女性的心灵，当时我以为那只是“饱眼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意淫”。由于整天“意淫”，对学校教的ｘ＋ｙ。ｚ以及像天书般的化学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窍不通，数理化每门功课都交白卷。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与我一样是“意淫”的结果。但他远远比我幸运，竟因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却因此被学校当成再恰当不过的政治标靶。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份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动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应该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里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潮”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喷喷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
几天后，学校却宣布将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了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腹膜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样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了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
为了母亲，我彻底断绝了“意淫”的恶习。从此我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再想女人。于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我被学校开除不久就进了铁丝网，（唐诗三百首）给我种下的祸根终于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那时社会上最危险的职业不是盗窃分子而是诗人，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既“盗窃”又偏偏要写诗，写的诗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类，只能怪我自找倒霉。
所幸的是，据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三年牢见了老母猪赛貂蝉”，这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都当成美女。我却正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怎样把它吃到嘴。有一年冬天在猪圈除粪，一头乳猪哼卿哼卿地朝我踱来，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提亮的铁锹再看看它的脖子，锹光一闪它小小的头颅就应声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周围的犯人还有劳改于部连小猪的叫声也没听见。到收工的时候它的血也淌净了，我一把拎起它揣进怀里，回去和同号子的难友围着火炉大嚼了一顿。
若干年后有一部根据我写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里面的主人翁在苦难中曾想到自杀，于是很多人以为我也如此想过。殊不知我不但从没想过自杀，天天想的倒是怎样杀死可吃的动物，包括老鼠青蛙癫蛤模；我从未想寻死，只想着怎样死里逃生。我曾读过一部革命小说叫《红旗谱》，别的都忘却了惟独记得一句话：“出水再看两腿泥”。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和“涕泪满衣裳”一样总会激发起我的斗志。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憎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女人。爱情、夫妻、家庭之类的东西其实是男人的软化剂，男人的心里滴上一滴柔情蜜意便全身骨质疏松，软弱无力。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所必备的条件；你必须睁大眼睛，你不攻击别人别人就要攻击你。在狼群里你必须像浪一般精明、狡黠和阴沉。虽然一同劳改的都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跟我一样也受过唐诗宋词的熏陶，在社会上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儒雅，但“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再加上饥饿劳累，使我们逐渐不自觉地都退化成半人半兽。知识分子一旦有百分之五十的兽性，他们的攻击就更具有策略，那可比真正的兽类狠毒得多。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国进些兽性，可说是我莫大的幸运。过了“青春期”的男性犯人即使变成野兽，也只是一头老病的野兽，在“思想斗争”的荒原上别想占着便宜。不管在天堂或在地狱，不论是神仙老虎狗，谁在“青春期”谁就充满活力。到后来，老弱的野兽斗智斗勇都斗不过处在“青春期”的野兽，一头头在劳改场所心衰力竭致死，剩下年轻的兽类更加伶牙俐齿，咬人都能咬到致命的部位。
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手都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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