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赠我蒙汗药

作者:王朔

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第一次点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老侠: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牵强附会。

老侠: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性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说什么,语言最具欺骗性。我相信肉体的反应,言词可以说谎,肌肉的抽搐说不了谎,除非他修炼到卓别林的表演水平。像樊纲、陈凯歌这种大腕儿,搞经济学引经据典,拍电影神圣庄严,但一上中央电视台,背的全是报纸,溜着呢。甚至那张脸那种表情那种语调都是报纸,而且是头版头条。这种人格极为怪诞。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权,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王朔:其实他们这种硬撑的姿态也挺不容易的。

老侠:最可悲的是中国的文化人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几千年帮凶帮闲者而不自知。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三顾茅庐请你出山,也是为了让你做权力的马前卒。所以庄子宁愿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避壁,星辰为珠玑",以大自然为坟墓,被地下的蝼蚁食,这也要比走上政治的祭坛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轻松,就做一块冷血的石头。

王朔:我看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与老庄有关。这点鲁迅看得最深。另两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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