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记起她的脸，这样我就老了。”
伦敦冬日的黄昏，总发生在一刹那之间：还没有认清楚日的隐约，夜就盛大的来临，其间一刻，明与暗，爱与不爱，希望与绝望，一念之间，就是黄昏。有时我怀疑伦敦是没有黄昏的，尤其是圣诞前夕，一张眼便黑了，所有人忽然消失，令我想到世界的终结，亦不外如此：我的国家捷克史洛维夫亚，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捷克和史洛维夫亚两个国家。渐渐那变成是很久以前的事，不再令我震动。关于波希米亚平原的金黄的黄昏，我亦不复记忆。而伦敦总是灰色的，连鸽子的眼睛都不例外。这样我便开始穿灰，那年我四十岁，在圣詹士街开了一爿旧物店，因为心中的恋慕与忘却，所以店子叫“波希米亚”。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下午三时便天黑。空气弥漫火鸡和红莓子的香气，教室响起钟声，全城都关了门，除了几间中国人开的烟车店和中国食物外卖店，开门做生意的就只有我了。我坐在店里，刚收到一个来历不明红宝玛瑙纯金烟盒，可能来自印度，四爪镶，图案有维多利亚色彩，可能是世纪初的手工，正在把玩研究，抬头却见到门外是我的亡妻雅典娜，赤足穿着一条森林火红大郁金香绒花裙，头戴一顶红豆色绒帽，正在雪中拍门，一双眼睛，焦灼莫名，就像她死前看我一样的神情。我心中如兰花突然被揉烂般痛楚，扑出去拉开门，门外的却是加希米先生，戴着一顶破烂的黑礼帽，撑着他的爆裂红木拐杖，鞋尖已经见袜，全身老像铺满灰尘，虽然身上是雪白的雪。
这几年来加希米先生断断续续地来我的店里典当，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鼻烟壶，中国乾隆青瓷手壶，土耳其手织四百结丝毡，劳力士三针18K金陀表，甚至家常用的银餐具，镶钻酒壹，紫晶黄石烟盒都有，我却一直无法得知他的来历。如果他不是一个小偷，就只可能是没落贵族。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的国籍。他脸孔长得有点像东方人，可能是土耳其人或任何一个小亚细亚民族的后裔。他每次来时总是十分有礼，介绍他的宝石，每一次卖宝石就有一个故事。‘这绿宝石匕首叫“土耳其之光”，来自伊斯坦堡的托加派皇宫。十八世纪末皇朝的殊娜公主爱上了一个女子，是一个婢女，叫阿巴斯。阿巴斯却一直以为殊娜公主待她只是姊妹之爱，直到她要结婚。举行婚礼当夜殊娜公主抱她祝贺她，就用这匕首杀了她。阿巴斯临死前眼里流了一滴血，就是锋尖的那一颗红宝石。这时殊娜公主却在她耳边说：她爱她；这火红蛋白石首饰盒来自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城的卡路斯家族。玛莉亚·卡路斯是一个火般的女子。她十三岁的时候看上一个男子，就偷了家中的火红蛋白石离家出走。当然男子离弃了她。她辗转到了撒尔瓦多城，在酒吧里面当跳舞女郎，遇到很多男人，生了孩子，以为已经忘了最初的男子。一天突然发觉男子混在人群之中，喝得半醉，口微张，当然他已经认不得她。她当晚要跟他回酒店，然后酒店便失了火。男子烧得焦黑，尸体收缩，小得像孩子。翌日人们发觉玛莉亚在湖里死了，岸边还留着她少女时代卡路斯家族的火红蛋白石首饰盒。这就是“墨西哥之火”。对于他的故事，我想是杜撰的居多，但我亦不介意将故事连同宝石卖给客人，因为宝石很多时候不过是传奇。只是加希米先生来的次数愈来愈少，衣服愈来愈破，而且在一个魔术时刻，突然老了，脸孔呈蜡色，眼是静的，像娃娃。他开始卖一些跳蚤货色，旧风扇、珠贝烟斗、旧熨斗，三十年代的旧版‘哈姆雷特’。他尝试替他的货色说点故事，每每开始了“这是威尼斯瘟疫时鬼魂戴的月光石。”其实那不过是玻璃。话想说下去，他却停了半晌，忽然道：“我已经忘记了她的脸。她离我很远，我怕我要忘记她了，奥加。”想想又道：“夜半醒来，总在想，我的情人奥加。呵!她温柔而暴烈，发上都是红海的珊瑚贝壳。但我只是无法记起她的脸孔。”我便随便给他十镑、八镑，解决他一、两天的生活，然后将他的宝物丢进垃圾桶去。
这天他却特别的脸红而呼吸分明，手执一支纹银黄蓝宝粉红钻白金黄金手杖。出于职业性的警觉，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宝物，便慌忙地接过来，着了灯，用放大镜仔细看石头的切割面、成色，敲测石头的硬度。加希米先生却没有跟我谈价钱或推销，只是反反覆覆地道：‘她像月亮般冷静而又诱惑。她的唇玫瑰一样酝酿着红宝石。她的气息芬芳如雨后百合。她神秘而高贵：永不可得。呵!我的奥加。’我的放大镜此时刚读到白金上的刻字：875·佛罗伦斯。奥加·理塞。加希米先生忽然跳起俄罗斯舞来，边唱：
‘我的家在喀米尔高原。’我抬起头来看他，道：‘你喝醉了。’他便停下来，坐在我面前道：‘我忽然记起她的脸。这样我就老了。’我在放大镜里见到八十分粉红钻里有少许瑕疵，便答他：‘她到底是怎样的。’抬头便不见了他。我推门出外，已经是圣诞前夕了，街上甚至没有一只鬼，雪却密密地下着，夹着风，都是灰与黑。那是埋葬死人与活人的雪。加希米先生却由此消失。就在这一刹那，黄昏入夜，我站在黑暗之中，回到店里，无法看清我自己的脸孔，跌跌撞撞，就是没有脸的人了。只有他留下的一支金银杖，在黑暗里闪着金属的光芒。那是个黑暗的圣诞前夕。我走过白鸽广场，少男少女在广场喝香槟拥吻，我却在雪地里跌了一跤。在布拉格拿纳斯基广场，必然燃点起蜡烛，纪念布拉格之春，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天鹅绒革命。故国的热情与勇敢，原来已经与我无关了。我的牙齿仿佛已经掉了一地，满嘴是血，我便明白了，没有脸的日子，和失落的爱情。
我再开店时已经是新年过后。中年单身汉的日子，分不清好坏，寂寞成了血液的部分，像酒精毒。我亦无法想像其它的生活方式。整个圣诞就在酒精与面包中消磨。推开店门尘埃飞扬：就是新的一年。在污雪里抽出旧报纸，读到单身汉在圣诞前夕暴毙的消息。死者的脸孔已经被酒瓶插得无法辨认，但现场证据显示，死者可能死于自杀，死亡时间估计是二十四日下午或黄昏，案发现场在近圣詹士大教堂一间住宅。死者生前的照片，比加希米先生好看，但那一张小亚细亚贵族人的脸孔，无法辨认。粗略计算，加希米是离开这店后回到家中后行事的。大概十分钟的步行旅程，在渐大的雪中，天色一点点地沉落，他忽然记起爱人的脸。他生命的路就此走完了。
我迅速将他留下的金银杖放在显眼位置，并将价钱调高。
他死得真是好，让我发一点小财，救救我发霉的小店。发财毕竟只是一个虚幻的希望。
让我们守着发霉的生活，在发霉的伦敦。
一天一天的开店关店，我把金杖的价钱调低了几次，仍是乏人问津，我索性除下了价钱牌，把金杖和死人财忘记。
夏日的伦敦美如恋人的笑靥，玫瑰处处开，圣詹士街涌满游客，近年欧洲真的不比从前了，街上都是日本人、韩国人、香港人和中东人，见到一盏煤气街灯便赞叹一番，我的店门前时常有瘦小的女子徘徊，却无端端让我卖了不少镀银餐具、旧水晶灯，连一扇旧直升机旋桨都卖给一个新加坡人——我一直以为她在说新加坡语，直到她说再见时我才惊觉她在说英语。
女子进来时我跟她用日文招呼。我学了几句日本语，客人买旧物首饰，不过买心中的欢喜。他们喜欢我凌乱的小店和我煮的咖啡，便用高价买了不少垃圾回家。然而女子却说‘撒林’招呼，原来是个埃及女子。她进来也没看别的，光指着金银手杖，要看。
端在手里，抚着挨着，像靠着爱人的一张脸。抬起头来，鼻上的钻石闪闪发亮，杏仁眼睛，嘴角挂一抹冶冶的笑，那是职业杀手和奥运四届冠军的骄傲笑容，问：‘多少?’我头顶一热，财迷心窍，道：‘一万镑。’她收起笑容，从腰间掏出钱包来，抽了一叠五十镑钞票，道：‘你数数，三千镑，现金交易。’我迟疑着，她抽出一支红蓝宝石匕首来，在我面前晃着：‘这来自苏丹国，已经杀了十三人，你看，柄上有标记。我看着钢锋上的标划，还没有答应，她便抢着金杖走了。我推门追着，问：‘你是奥加吗?’她在阳光灿烂的街头，长裙飞舞，骑警得得地在她身旁经过，她扬动手中的宝石，高声道：‘是吗?’一转角，便消失了。
这就是奥加的脸吗?音符一样，让人无法记忆的脸。
——他日夜思索，无法记起她的脸。她的金银杖是她的存在唯一的印证。有这么一天，他老了，突然记起她的脸，他生命唯一的缺失得以完成。他的存在也就没有意思。
在那么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前夕，他在那一程最后的十分钟旅程，是否想的就是这些。
为什么伦敦的美丽夏日，会让我觉得哀伤，那正是我的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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