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模棱两可意味着人生世界无可归罪，一旦道德法官的上帝被亵神的幽默逐出人的生活世界，人世就呈现出道德相对性的面目。可是，道德相对性不等于道德虚无主义，排除道德归罪并非等于小说不讲道德：“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小说有自己的“道德”，这种道德关注个人的生存晕眩（沉醉），与政治、宗教、道德不相干。传统的宗法伦理的道德判断基于普遍性的道德理想和典范，必然会抹煞个体生命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对于自由主义伦理来讲，生活中的个人不是善与恶的范例，不是天庭秩
序支配下的现世秩序中的臣民，而是自主的、依自己的价值偏好生活的具体个人。中止传统的普遍性道德判断，个体生存的血肉和经脉才浮现出来，小说的道德就是这个别人的血肉和经脉。
小说叙事中的个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昆德拉所说的“想像的人物”。昆德拉看不起现实主义小说，模仿或写实的小说其实是“假小说”，“真”小说都是想像的、虚构的，小说叙事中的人也是虚构的、想象的。自由主义伦理就像自由主义宪政一样，是人的自为建构，而不是社会机体的自生德性。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描绘的是自为性的个体存在、依自如道德生活的个人：不做“善与恶的范例”，不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就是如此才成为新的伦理学的，昆德拉甚至说，人权（个人价值偏好的自由权利）在西方社会得以确立，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小说的功绩。
昆德拉肯定道德相对性中的沉醉是什么意思？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不是说怎样都可以，而是各人有自己的道德。亵道德之神、把道德之神逐出生活世界，并不等于无神论，而只意味着道德神的个人主体化或者私人化。
个人，即我思，取代作为一切之基础的上帝；人可以继续保持他的信仰，在教堂里下跪，在床上祈祷，他的虔诚从此只属于他的主观世界。“（《遗嘱》，8页）
这段明确表述人义论自由主义伦理的话让人觉得是从韦伯的书上抄下来的：个人有自己的生命基础的上帝。各人都有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身体想象不同，每个人的上帝想象自然不同。如果生活道德不是一个相对性世界，某一种道德理解成为绝对的道德神，对其他人来说，就出现了道德专制。亵渎神圣不等于一无所信，吊销道德归罪不等于个体不再有信仰。不再信仰道德神，只是信仰转移了信仰的对象：信仰我欲—我愿的自然权利。昆德拉并不打算让个体生命成为无根的飞蓬，个体伦理的根是系在个体自己的自然偏好上的。
旧约之神是道德之神，新约的上帝是超逾善恶、同样照耀善恶的上帝。昆德拉是否想从旧约之神转向新约的上帝呢？不！人义论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并不宣示任何新的宗教，而“是想生活自己的信仰”。昆德拉把在相对性的狂欢节中沉醉提升为生存信念，打算推荐给下一个千年的人们，他的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就像是卢梭和尼采的人义论加在一起。
道德相对性的世界对抗的是道德的国家法庭——伦理国家的世界，具有社会法权的道德执法团体——比如党组织、团组织——及其道德观念系统。道德相对性的世界无异于一个道德无政府状态——没有道德法庭，大街上也没有道德警察。道德的相对化就是个体的自我感性的绝对化，这种相对化后的绝对化——多元杂多的绝对化，才会抵消道德专制的绝对化。人义论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总带有个人的尖锐性，因为个体的自我感性的道德总是我的身体道德，每一个人都“想生活自己的信仰”。道德只是个体自主的感觉价值偏好，个体的我思、我欲、我愿取代了道德法官的上帝的位置。相对性道德就是每一个体有自己的、只属于自己的道德神，由我思、我欲、我愿设立的道德法庭。在道德相对化的生活世界中，道德法庭其实还是有的，不过是自我内心的道德法庭；道德警察也还是有的，不过只在自我内心巡视。道德律令只是“应该”的有限且相对（于别人）的律令，没有“你应该”或“我们应该”的普遍道德律令。
由于各人有各人的道德上帝，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就是由无数个体的绝对的道德原则构成的，这些道德原则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只有相对性的道德世界。可是，个人只需要看守住自己的自我生活的情形，只有在修道院和寺院里才有。具有自己的道德上帝的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与他人交往，就会出现个体化的道德冲突，产生道德事件。由此构成道德的关系都是相对性的，个体就面临如何在只有相对性道德世界中自持的问题。
就拿性道德来说，性感及其道德感是相对性的。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昆德拉说，“抒情的性比上世纪的抒情情感更让人好笑”。性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反感。究竟是让人亢奋，还是令人恶心，就要看个人自己的性道德观及其与谁相交了。对性事的道德感觉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性道德的述词也不再是善或恶、符合还是不符合习传的道德表，而是个人身体感觉的亢奋或恶心。这就叫在相对－性中沉醉。
生活世界的道德品质同样如此：生活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恶心。生活道德的述词不是真实或非真实、善或恶。无论性感还是生活感，都只是一个个人自己的感觉、令个人自己昏眩（沉醉）的密度。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既要捕捉让人亢奋的瞬间，又要把握令人恶心的时刻，两者都是个体真实的生活世界的感觉。
在相对性中沉醉，需要一种情感的距离。
在实际生活中，个体往往难以保持这种距离，以至情感介入过深，结果使得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变得不可能。人义论自由主义的叙事可以提供一种自如沉醉的伦理训练，即昆德拉所说的冻结情感。昆德拉从二十世纪的诸多道德情感化的政治运动中看到，道德情感的肆滥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残害，事事都要问情感如何，是一种“心灵的恐怖”，双手沾满鲜血的狂热分子从来就吹嘘伟大的情感。道德专制与情感专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应当结束愚蠢的情感调查，学会让情感非道德化。斯特拉文斯基的叙事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不仅拆除道德法庭，也要拆除情感法庭；谁如果听懂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就会懂得，湿润的眼睛并不比干涩的眼睛更有价值，放在心口上的手并不比揣在裤袋里的手更高尚。
不可以把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理解成情感性的沉溺，毋宁说，自如的沉醉是一种情感性的明智，这可以看作是人义论自由伦理的基本德性之一。人义论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要负起训练这种德性的责任，不仅要描绘只有相对性道德的生活世界，更重要的是涵养在这种道德相对性世界中自如的心性。
然而，反对情感的道德政治化的正当斗争，是否应该推导出否弃任何道德情感？是否可以提出一种情感中立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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