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爷的生意还是很不错。北平，虽然穷，虽然没有粮，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不错，铺户家家裁人；可是四乡八镇的人民，因为丢失了家产，或被敌人烧毁了村庄，或因躲避刀兵，象赶集似的一群群的往这座死城里走。"北平"这两个字，好象就教他们感到安全。街上，十家铺子倒有九家只剩了一两个老弱残兵，而胡同里，哪一家院子都挤满了人。李四爷给活人搬家，给死人领杠，几乎天天都有事作。
虽然这样不得闲，老人可是并不很高兴。他纳闷人们为什么都往这座死城里来受罪。北平城里并不是出粮的地方啊！有时候，他领着棺材出城，听见了远处传来的炮声。他心中马上想明白：怪不得人们往城里逃，四处还都在打仗啊！不过，过一会儿他又想到：躲开枪炮，逃到城里，可躲不开饥寒哪！想到这里，他几乎要立在城门口大声的去喊叫："朋友们，不要进这个城门，进去必死！"可是，他不敢去喊，城门上有日本兵。
"哼！"他揣摸着对自己说："都怕死！城里的人不敢逃出去，怕死！城外的人，往城里走，怕死！连你，李四，你不敢在城门口喊叫，也怕死！"他看不起了大家，也看不起他自己！
更让他伤心的，是看见城外各处都只种着白薯。没有玉米，高粱，谷子；一望无际，都是爬在地上的绿的白薯秧子。他打听明白，凡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铁路公路两旁二十里以内，都只准种白薯。日本人怕游击队，所以不给他们留起青纱帐。白薯秧子只能爬伏在地上；中国人，仿佛是，也得爬伏在地上，永远不能立起来，向敌人开几枪！
这一岗一岗的，毫无变化的，绿秧子，使老人头晕。在往年，每一出城，看见各种的农作物，他便感到高兴。那高高的高粱与玉米，那矮的小米子，那黑绿的毛豆，都发着甜味，给他一些希望——这是给他与大家吃的粮食。特别是在下过大雨以后，在两旁都是青苗的大道中，他不单闻见香甜的青气，而且听到高粱玉米狂喜的往上拔节子，咯吱咯吱的轻响。这使他感到生趣，觉得年轻了几岁。
现在，他只好半闭着眼走。那些白薯秧子没有香味，没有红的缨，没有由白而黄而红的穗子，而只那么一行行的爬伏在地上，使他头晕心焦。有时候，他几乎忘了方向。
而且，看到那些绿而不美的秧蔓，他马上便想到白薯是怎样的不磁实：吃少了，一会儿就饿；吃多了，胃中就冒酸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白薯不能给他饱暖与康健之感。
在这些零七八碎的杂感而外，他还有更痛心的事呢。自从他作了副里长，随着白巡长挨家按户的收取铜铁，他的美誉便降落了许多。谁都知道他是好人，可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甘毫无表示，所以只好拿李老人杀气！
现在就更好了，他须挨着家去通告："喝过了的茶叶可别扔了，每家得按月献茶叶！"
"干什么用呢？"人家问他。
"我知道才怪！"老人急扯白脸的说。
"呕，"白巡长上来敷衍："听说，旧茶叶拌在草料里，给日本的马吃；败火！败火！又听说，在茶叶里可以榨出油来。呕，我也说不十分清楚！"
"我们已经喝不起茶，没有茶叶！"有人这样说。"那，也得想法子去弄点来！"白巡长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变成要哭的样子。
过了几天，他又须去告诉大家："按月还得献包香烟的锡纸啊！"老人急了，对白巡长没有好气的说："我不能再去！我没工夫再去跑腿，还得挨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再作这个破里长！"
无论他怎说，白巡长不点头："老爷子！谁当里长谁挨骂，只有你老人家挨得起骂！捧我这一场，他们骂什么都算在我的身上，还不行吗？"
除了央告，白巡长还出了主意：冠晓荷既已下了狱，李四爷理应升为正里长，而请孙七作副。不久，他约同副里长，从新调查户口，以便发给领粮证。
李老人不高兴当这个差事，可是听到发给大家领粮证，心中稍觉安顿了一点。他对自己说："好喽，只要发给大家粮食，不管什么粮食，就不至于挨饿喽！"一来二去的，他把这心中的话说了出来，为是使大家安点心。大家听了，果然面上都有了笑容，彼此安慰："四爷说的不错，只要还发粮，不管是什么粮，就好歹的能够活下去了！"这"好歹的能活下去"倒好象是什么最理想的办法！
及至户口调查过了，大家才知道六十岁以上的，六岁以下的，没有领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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