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喝茶水,一边听明川和治功说话。

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午已经结束了,其它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各回了各村。福堂不忙着走——他们村离公社近,他有自行车,又是下坡路,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就回到了双水村。明川和治功现在正说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的事,他不便插话,就在旁边听他们说。

哈呀,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事情还严重哩!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哩!

现在,白主任和徐主任已经争吵起来了。田福堂感到有点紧张。如果两位公社主任真的是吵架,他就会起来劝说双方。可人家实际上是争论工作上的事哩,他怎能劝人家不要争论呢?

他从衣袋里摸出来一根纸烟,也不点着,低头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田福堂气管有毛病,甚至都有点喘了,因此不敢太多地抽烟。他以前又是个“老烟囱”,现在实在耐不住了,就拿出烟卷来闻一闻过瘾。只是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才点着抽一支——换来的唯一享受就是没命地咳嗽老半天。他身上倒常装着纸烟,并且不下中等水平,只是自己很少抽,大部分给别人抽了。

田福堂看两位主任说话越来越不对劲,就机灵地站起来,另外掏出两根“大前门”烟,说:“白主任,徐主任,抽烟。”

两位主任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战,接过田福堂递上的纸烟。福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们分别点着。

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治功说开了:“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还要‘稳、准’。牛家沟这妇女,不就是为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大队书记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也行,但不能损躏身体嘛!那么重的活,别说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现在弄得大出血,万一死了怎么办?够不够死罪?给家里人怎交待?”

徐治功现在看来不想理白明川,但并不是服气他的话。他坐在椅子上,头拐在一旁,吊着个脸就是个抽烟。

白明川实际上比徐治功还小两岁,但看起来比徐治功年龄大。他身体肥肥壮壮,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脸上围着一圈黑胡楂子,头发可倒显顶了。他穿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披一领光板老羊皮袄,看起来象个炊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

自明川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六九年底返乡劳动。七○年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他被招收了,分在城关公社工作。当年冬天组织全公社民兵冬训时,一个民兵将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反而手一扬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武装专干白明川眼疾手快,把这颗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扔了出去,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为此,不仅省地军区,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城关公社副主任。前年又调到石圪节公社当了一把手。明川在中学时学习就很拔尖,并且还能写点诗。他人虽然年轻,但脑瓜子可不年轻。当然,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他和徐治功一样,都要积极完成。但他的做法和徐治功不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往往对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反感。只要他能抗住的,都尽力往住抗。但治功又和他完全相反,常常爱用一些过头加码的做法。治功也许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可是有些做法太不象话了……“……再比如,高家湾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时多占了队里的两铧,纠正过来,在生产队做个检查就行了,也拉来劳教……”

“两铧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徐治功扭过头反驳白明川。

“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说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嘛!”

“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另讨个指示来,我徐治功照办!”“唉……”白明川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过了一会,才有点痛苦地说:“治功,还是稳当一点好。你记得不?咱们在高家湾下乡时,饭派在廷亮家,他们当时都快断炊了,为了招待咱两个,跑出去问邻居借了半升白面……你怎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把人家拉到工地上劳教……”

徐治功为白明川的没水平话都想笑了,说:“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抽烟!”田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对两位争吵的上级说:“接上抽!”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站在门后面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接着便叫道:“噢,是润叶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也正在这里呢!”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赶紧走过来,问他:“坐顺车回来的?”

润叶说:“是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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