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半腚腚的牛车赶到县一中时，夕阳已经红了。车上的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饿得眼睛都闭上了。它们在大揽筐中窝憋了八十里山路，这会儿就剩下委屈又娇气的咕咕声了。半腚腚一路高唱《打连成》、《捡蓝炭》、《黄莺亮翅》，兴致够足，可一进县里的迎暄门就耷拉下脸说：“狗日的整整走了一天，路冤哩。”再等把我送进学校的大门就贵贱不肯走了，他抱着鞭杆说：“爷要打尖去，在西街哩。”我紧着把鸡们从大揽筐里倒在地上，比倒一堆花花绿绿的萝卜还高兴，眼睛忙着丰收，就忘了和半腚腚告别。幸好筐底除了软软腥腥、牡蛎颜色的鸡屎、鸡毛之外，还有三个红皮大鸡蛋。半腚腚说口渴，嗑个鸡蛋挺不赖，我就把沾着鸡屎的鸡蛋都揣进了他的袖筒里，又把车上的行李提下来，说：“你回哇，告诉支书常去关照一下我的猪，正壳郎着，最怕闪掉膘，还有，存放在福儿奶奶家的一窝兔、两只小松鼠，死一只我就不给她买胺茶硷，让她喘去……”半腚腚噢噢地答应，不耐烦地说：“操心你的学习哇，这地势可费脑筋哩……”
半腚腚的牛车嘎吱嘎吱地走了，我的汗也星星点点地落了，才觉得这学校不过是我生活中又碰到的一条豺狼，龇牙咧嘴地迎面扑来。学校的小操场上有五六成新的篮球架、生满红锈的单双杠、沙质平平的沙坑；西北角尖顶的欧式礼堂门口雕着工、农、兵三尊塑像，一条大道也选柳树为林荫礼宾；另一面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小湖被荒草灌木丛乔叶林围绕，包括一排排灰色的平房，行距且都靡所不同。我想起鸡食糠落在半腚腚的车上了，转身再瞅洗沙澡、伸懒腰、四处食的鸡们时，发现连老气横秋的胡胡鸡，下巴上的那朵蘑菇毛都动若脱兔，和帽帽鸡在跳二人台。鸡们兴奋，鸡头摇成了拨浪鼓，脖子一纵，一送，南一伙，北一帮去溜达，去浏览校园了。
鸡队长是只公鸡，这位男子汉全身披锦绣，豪华的尾巴在求爱时缓缓地亮开，身子向前略略俯冲的瞬间，颈子变彩掸，左右一扫，母鸡便成了轻拂在彩掸下的灰尘……我想只要捉住了鸡队长，纲举目张，鸡队员们就会乖乖就范，可是，当我狂扑乱逮，终于把鸡队长抓住之时，鸡队员们又都变成那达慕的运动员，比赛去了。
一个大揽筐、一件行李，再就是我拎着鸡队长的翅膀，傻站在路当间就显得生动。再加上我梳着两个顶高的锅刷子，肥大的中山装长至膝盖，膝盖上各补着半块砖大的补丁，一双红怯怯的系带布鞋那么扎眼，来往学生、老师们的目光就像被螫了似的，避之不及。在村里肥羊咩咩，瘦羊也咩咩，老乡是窑洞一口，我是一口窑洞，甭说帮我捉鸡，就是到聚乐山去捉獾、逮蓝靛颏、捕豺套狐也是碎纷纷的小事。面对人不能理人，青杏蛋子生涩的一帮面孔，我把鸡队长放了。鸡队长喔喔——喔地叫着，倨高翘首地抻了抻脖子，又把一双翅膀当信号旗摆了摆，先是小心翼翼地起步，然后踏踏、踏踏飞跑进湖边的草匝里啦。
早春三月，天黑得紧凑。夕阳还耗着，东北方压上来的荒草色云朵大大咧咧横了八叽地就把天地蹭暗了。我顺着大道走到苇席大的黑板面前寻找自己名字的同时，远处有饲养员喽喽喽喽找猪的喊声。架在乌黑树杈上的喇叭正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广州中山大学杨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一只似曾相识的乌鸦也站在喇叭上，扑腾着翅膀，热情地帮腔：一个好裁缝胜过三个古典的雕塑家！默守在路边的小牌子上写着“孔老二是个草，我们一定要除掉”。“成名成家哀哉啦，入校新生要记牢啦”等口号。在城里，我叫“唐小丫”，小名“小雅”，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凭《小雅》中的一篇《采薇》采撷了母亲的爱情，我的名字成了他们留籽的记号。在村里，我叫“小侉子”，绰号“笨窝瓜”。我不知道抓壮丁的支书给我报的是哪个名字。终于，我在第六块黑板、十三班的学名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唐小丫。
我觉得支书还是和我不亲。
不亲就不亲吧，变软返青的柳条为我摇动着无奈疼人的风致。我不停地揪着柳条，回头再看来时的路烟一般散去，身边一伙叽叽喳喳议论着谁在谁班、谁教谁班的同学们，使用的都是生怕别人不注意的表情和声调。心忽悠一沉，我意识到离村远了，一排排教室的侧墙上都是苇席大的黑板，都是字。
刚走到十三班门口，就见同学们往后退着走，再转身尖叫逃走的都是面色煞白的男生。我亢奋地拨开人群，冲进教室一看，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羊皮袄上吊死了。死者面目庄严，他选择了入党宣誓的姿式，右拳头顶着右耳朵。身后有七嘴八舌的议论：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走近了风流，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是对现实不满。死者的脚上一只有鞋，一只没鞋，没鞋的袜跟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洞，脚丫子前有三个蚕豆大的洞，深灰的袜子衬着浅灰的皮肤，像刻意搭配的。死者穿着的羊皮袄袖子很短，露出了一截红球衣的罗口袖。袖口磨出了毛边。我正仰着脑袋看死人青瓷般的容颜，来了一伙人，穿着黑制服或蓝制服，他们说唉，这事闹的！他们说死得过于麻利，吓人哩。他们说让你当个班主任，当不当两商量，想死就死，命不是命了？人群中有人说：废话，还不快把人抱下来！众人便喧嚷：快放下来，快放下来。大家都用“谁去？”“谁去？”的目光盯别人，却没站出个一马当先的人。
倒是有一个人跃上了讲台，他刚想冲上去抱死尸，可无缘无故地摔倒了，他哎哟哎哟抱着脚脖子说：“崴着了，崴着了！”“笨蛋，”我心里骂道，跃上讲台，跳上讲桌，一脚踩着黑板墙的框子，身子张成蒲扇，揪着尸体的胳膊，将尸体拥入怀抱。“剪子！剪子！”我大声说时已经有剪子递到了手里。我把尸体翻转个圈，踮起脚尖，把红裤带剪断了。尸体像一麻袋山药蛋沉，亏得我一只胳膊紧紧箍住了他。搭帮手的人都转过脸去，表情像在酝酿自杀或是不自杀。只有我，先拨拉掉他眼睛上的一粒眼屎儿，又把他拖出来的苜蓿花般又紫又长的舌头塞了回去，再等大家们的手脚都还利落，帮忙把尸体平放上讲台，继而又把尸体连同讲台一同移到校办工厂的模具车间，听到了喇叭一遍遍通知全体师生去看电影。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电影院时，预备铃都响了。激越清脆的铃声在我的脊背贴了一条冰挂，它凉颤颤的。城里的生活已如泉水古老，我攥着那张电影票，如同紧紧攥着从井底往上拔的牛筋绳，手潮潮的。
还没等我找到座位，电影就开始了。顿时，整个电影院响起狂野的呼哨声、掌声和放肆的嗷嗷乱叫。我担忧地看了一眼电影院的顶棚，然后胡乱摸到一个空着的座位赶紧坐了下来，污浊不堪的空气闻起来甭提多提气了，熟悉亲切得一塌糊涂。
上映的是一部朝鲜电影，片名叫《劳动家庭》。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置。”
所有电影的片头都强调安哥拉兔子带毛，多余！尤其是朝鲜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
“请起来，你坐错位置了。”
出来啦，出来啦，朝鲜姑娘从花开烂漫的苹果园走出来啦，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
“你可以起来了，况且你的屁股下面坐着我的围巾。”我身边有个男人的声音，他鼻音重，讲一口南蛮普通话。“啪啪，啪啪，”他用手中的笔记簿拍着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身边站着的这个男人如绞架又直又高。
我胳膊交叉着搭在前面的椅背上，目不转睛盯着银幕，我欠了欠屁股，示意他把围巾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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