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不管别人怎样表示不可理喻的惊讶，我仍旧记得，那时我挤在胡同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骑在一头石狮子的大脑袋上，望见一辆披红挂绿的“西洋马车”迸裂着爆竹的脆响和五彩的纸屑驶进了巷口。父亲身穿深色西装，胸前插着一朵火红的玫瑰，与披戴着雪白婚纱的母亲并肩坐在“西洋马车”上。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西洋马车”却残破可怜，像一只走样变形、皱皱巴巴的摇篮。迎亲和送亲的青年男女过分拥挤地坐在这个大摇篮里，上下颠簸、左摇右晃，笑声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处飞溅，乒乓作响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黄土路上。街上的行人都向马车扭动着脖子驻足观看。春天的阳光温柔明媚地挂在母亲的眼睫毛上，父亲的眼镜也在两个黑圆圈里闪闪发光。当彩色纸屑像风涌而来的蝴蝶翩跹飞舞的时候，我的记忆里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觉得那是风中飘零的落叶拍打在母亲的脸上。我从父亲鼻梁上看到了不合时宜的高傲，紧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两个小坑，好像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勇士，从一个部落酋长的帐篷里俘获了一个尊贵的新娘。马车飞驰而去。我甚至记住了马车夫高高在上的背影，那是一个绣上了金黄色“双喜”字样的红缎坎肩，鞭梢上炸开了火红的鞭花。母亲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封，马车行已经开始了出租“西洋马车”的业务。在古都开封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拒绝花轿和响器班的“先锋派”新娘。
我记不起“西洋马车”驶向了哪个院落。彩色纸屑随风飘逝以后，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坐在石狮子的大脑袋上独自发呆。正在叫卖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里红”的小贩、争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着山里红不放的苍蝇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一个算命瞎子肩挎放着竹签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锣、一手执竹竿敲打着路面走来。小锣“当”的一响，我就化成了一缕青烟，随着天上的鸽哨飞去，融入天边的白云。
父亲是从H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女生宿舍里把母亲娶走的。母亲出身于古为杞国的一个富有的知识家族，热心于平民教育以结束平民的蒙昧以解脱平民的疾苦以最终实现世界的大同，因而担任了平民夜校的义务教师。父亲却是来自白河岸边古为楚邑的一个侍弄桑树、捏制桑杈的农民的儿子，且有过闹学潮反对军阀而被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开除过一次的记录，后来又跑到开封，考上了省立第一师范音乐系，却又痴迷地爱上了“普罗文学”（注：普罗是英文proletarian—无产者一词的头两个音阶，普罗文学即无产者文学，这是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而告别了音乐，又在省教育厅平民教育委员会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差事，其动机却与平民的解放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梦需要一点儿现实主义的薪水来供养，让他可以用便宜一点的烧饼夹油馍圈儿和奢侈一点的羊肉汤泡锅盔为产生灵感提供足够的热量。
母亲和父亲是在平民夜校里认识的，接着就一起走进了一个“文学沙龙”。这个沙龙由于没有巴黎贵夫人提供的客厅和咖啡，只好在鲁智深倒拔过垂杨柳的相国寺内茶馆，或是赵匡胤坐问朝政的龙亭公园，或是包青天铡了陈世美的“包府坑”岸边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当时的足球明星、后来的著名诗人苏金伞和三十年以后写了《惠泉吃茶记》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写了《李自成》而受到毛泽东特别保护的著名小说家姚雪垠。而且我知道，父亲自从二十岁那年在刘半农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葬子》以后，母亲就成了父亲最热心的读者，还是“沙龙”聚会时嗑瓜子儿、吃油炸兰花豆和五香花生仁儿的赞助人。当父亲啃着高粱面窝头就着芥菜疙瘩在文学殿堂里梦游的时候，母亲会请他去鼓楼街的饭馆吃一回涮羊肉，在涮了羊肉的肥汤里再下四两杂面条，为他日后发表的十多篇小说提供了差强人意的营养。父亲却总是梦见饥渴。他写过一篇《瓜农》，一个种瓜老汉要卖瓜还债，舍不得让帮他拉车卖瓜的小儿子吃一口西瓜。在卖瓜回来的路上，儿子因口渴中暑，猝死在烈日炎炎的荒野上。母亲为卖瓜少年流下的眼泪湿透了两块手帕之后，他们就决定结婚了。
姥爷是一位激进派绅士，当了省议会议员之后，又成了省城的著名律师。他决不反对儿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但也决不放弃对儿女的婚姻选择作出最后仲裁的权力。他可以对劳苦大众的疾苦表现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悲悯，甚至在家乡杞地支持过农民暴动。但他绝对没有想过可以让女儿带回来一个出身寒微、“没有大家风范和高等学养”的女婿。母亲不无惶恐地向父亲大人呈上了未来女婿的一大摞小说，姥爷只瞥了一眼，就吝啬地收回了眼神，说：“雕虫小技！”躲在门外恭候岳父大人召见而终于吃了闭门羹的父亲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愤而离开了那座铁灰色雷打不动的门楼。接着，我姥爷就在他的书报箱里取出了一封信：尊敬的岳父大人：
我的确是一个农夫的儿子。我的生命只属于一块小小的桑园、一道低矮的篱笆墙、一棵老树和一座漏雨的老屋。但我毕竟拥有过一块小小的黄土地，不管它翻滚着绿色的波涛或是只收获带刺儿的蒺藜，不管它吹响了遍地金黄的喇叭花或是燃烧着灼人的红罂粟，不管绅士的眼睛向它轻蔑地斜视或是表现着高贵的悲悯，它都属于我的生命，是我人生的出发地。
然而我又是如此幸运而富有。我还有一个爬满青藤的小草庵呢，藤蔓上挂满了祖先的故事和远古的传说。几只喝足了露水的蝈蝈儿正在星光下拉弦儿歌唱，那是我幼年的音乐，伴着我纯洁无瑕的梦境。梦境里没有腐儒的气味和银元与铜板咬架的声音。月光下的露珠儿与牵牛花彼此友爱地活着。它们无求于律师，清风不会向明月提出诉讼。
老人家，您看到过壮硕的公狼吗？正是它蹲在旷野上对月长嗥，把我从老母亲的怀抱里蓦然惊醒，唤起我生命中所有的蛮力和野性。我便从那里走向文明，而且遇到了您的女儿，开始了我们的跋涉，去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当我们走完了十万里路，身心俱疲，白发如霜，生命的冬天伴着大雪降临，我会为她裹紧了老羊皮袄，把一个属于杞国的女儿带到一块属于楚地的小桑园里。那里有一块净土，一年一绿的桑叶理应覆盖两个渴望自由的灵魂。
老人家，我们没有指望得到您的祝福，只是愉快地对您说一声：我们已经上路，不指望一路顺风。
一个快活的小布尔乔亚
（注：布尔乔亚是英文bourgeoisie ——资产阶级一词的音译，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亦是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
据说，姥爷倒是很欣赏这个“小布尔乔亚”的来信，姥爷说：“看不到猥琐之气，倒是有楚人狂歌号呼之风哩！”姥爷只是讨厌那只“壮硕的公狼”，挑剔说：“为啥是‘狼号’而不是‘虎啸’呢？可见他的‘蛮力’和‘野性’也有所不足，且看他如何寻找他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接着，姥爷就在当日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女儿“敬告诸亲友”的“结婚启事”。同一张报纸上还发表了这对新人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论古典小说中三个叛逆的女性》，一个是崔莺莺、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潘金莲。我看见过姥爷收藏的这张报纸，色泽已经发黄，折叠的地方磨出了裂口，在前两个叛逆者身边有朱笔留下的圈圈点点，后一个叛逆者的头上赫然写着：“放屁！”
又据说，“西洋马车”把母亲拉到一间廉价租赁的新房以前，曾按照一位“愤怒派”诗人规划的路线图，在古城街道上示威般地穿梭游行。赤兔马的后代到“草市街”吃了草料，驾车从“马道街”飞驰而出，马辔头上的铃铛在“铃铛胡同”里叮当作响，但在“辘轳弯儿胡同”拐了三道弯儿以后，车轱辘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又临时更改路线，到“油坊胡同”给滚烫的车轴膏油，再从“耳朵眼儿胡同”里钻出来，去“花井街”喝了喜茶，到“财神庙街”宣读了《讨财神佬儿》的檄文，又到“文庙街”宣布了“普罗文学”的神圣主张，而且没有忘记去“磨盘街”放慢马蹄遛圈儿，在马蹄踏过的坑坑洼洼里搜寻了缪斯的脚印。
这一切，都由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愤怒派”诗人充任指挥。一路上，诗人怀抱竹筐，大把大把地抛起彩色纸屑，如将号召起义的彩色信号弹射向古都的天空。然后，“西洋马车”来到我姥爷门前。他示意车夫停车，车夫喊了一声“喔吁！”诗人就用竹竿高高挑起了一挂震耳欲聋的火鞭，让爆竹的纸屑在姥爷的门楼上迸飞出五彩的雪花，用硫磺和芒硝的气味薰开了一道门缝。从门缝里伸出来的脑袋却属于一位看门老人。诗人不失时机地从路边一个卖仁丹的瘦子手中夺过来一把招徕买主的歪脖子铜号，对准门楼吹出了老牛和毛驴儿的叫声。从此，这位诗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诨号。大喇叭吹出的声音与“西洋马车”里溢出的哄笑和尖利的口哨闪着刺目的亮光，击中了姥爷门楼上的兽头和瓦松。看门老人捂着耳朵，惊诧地望见了我的披着婚纱的母亲，急忙跳出门槛，拱手说道：“恭喜二小姐！”母亲却用婚纱遮着涨红的脸庞，慌忙挥手说：“快去关住大门，别叫气坏了俺爹！”父亲照旧挺着高傲的鼻子稳坐不动。当“西洋马车”疾驶而去的时候，赤兔马的后代在姥爷宅第门前留下了一大堆热气腾腾的马粪，招来了一群快活的大苍蝇。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大喇叭”仰天大笑，“哈哈，我有了一首绝佳的新诗，题目是《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父亲刚回到廉价租住的新房就急忙脱了西装，“大喇叭”还要立刻穿上这身西装，打上同一条领带，还要戴上那一朵蔫蔫巴巴的玫瑰花另有用场。从旧衣店买来的廉价西装是父亲和“沙龙”里另外三个才子轮流使用的礼服。如果一个人拿了人家的东西，警犬起码会咬出四个人来算账。幸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要穿上这身礼服，如果不是出席比较高雅的聚会，就是要去约会一位新潮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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