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带我来到傅集，是为了在世上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生下弟弟。父亲却随同省城的学校，提前去了南阳。弟弟来到世上只有十八天，省城开封和豫东大平原上的每一座县城都已沦入日寇之手。黄鹂鸟在天上看到了遍地硝烟，就躲在村庄擎起的绿阴下声声啼叫，催我母亲快快启程。
我们离开傅集，开始了漫长的逃亡。
在逃亡者的驿站上，我时常听到人们用神秘的口气传递大舅的消息。所有的消息都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我总是闻到焚烧秸秆、火燎鸡毛的焦糊味和断手残肢上的血腥气，看到一个从不回头的背影映着流血的残阳远去。
最早的消息里，常常出现一个奇怪的名字：麻雀。听的多了，才知道麻雀是一个年轻浪漫的共产党员。在大舅担任校务主任的学校里，他曾得到过大舅的保护，大舅还特意把一台油印机交给他管理使用。他便以“麻雀”为笔名，在地下县委的油印小报上发表文章，要他的同志们向麻雀学习，以“忽聚忽散”的方式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进行“麻雀战”。当他得知军警和流氓打手要来破坏集会的时候，却又撇下自己的同志，像麻雀一样飞走了。“麻雀”就成了他的代号。大舅瞧不起麻雀的为人。齐楚刚刚回来时，大舅还看见麻雀与齐楚热烈握手后，转脸就对他的同志们说：“哈哈，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说不定国民党会让齐楚当个专员，咱们也要弄个县长干干了！”
大舅出任副司令以后，鉴于上次战斗中一群书生“噼里啪啦”乱放枪的教训，建议起用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班、排长。但他立即发现了自己的鲁莽，因为现任班、排长虽然都是没有实战经验的书生，却都是壮怀激烈的共产党员；有实战经验的多是原“看家队”里收容的直系、奉系军队中身怀绝技的老兵。“看家队”队长虎子还当过奉系一个将军的贴身保镖。大舅的建议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否决。只有那位被他称为“红军哥”的王副司令一声不响。
当了政治干事的麻雀却揪住大舅的建议不放，说：“孟副司令，你干脆明说，你是不是要用你们孟家的‘看家队’，自下而上地夺取游击队的领导权？”话一出口，全场皆惊。大舅拍案而起，正要反驳，齐楚急忙站起来，连连扇着芭蕉扇说：“消消气，消消气！”又责备麻雀：“你怎能这样怀疑同志呢？孟副司令只是求胜心切，怪我没有来得及就起用旧军人有可能改变游击队性质的问题跟他交换意见。”又向我大舅扇着芭蕉扇，“坐下说，坐下说。”大舅强压怒火说：“请不要误会，我所以提出这个建议，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自己不懂军事，只是一介书生，不是一个合格的副司令，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游击队员。但我必须说明，孟家的‘看家队’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是我们三支队的特务队，我现在就交出特务队的指挥权。”麻雀说：“现在不是谁来指挥特务队的问题，而是特务队要不要取消建制、化整为零的问题。”大舅说：“好，我把特务队的指挥权放在这里，至于是不是取消建制，请党内开会决定。”说罢，坦然走出会场。齐楚和红军哥一起追出来喊叫：“大孟，你回来！”大舅说：“你们开会吧，党内先统一认识嘛。我这个国民党早已不要的国民党员，从我决定与你们共事的那一天起，就懂得要尊重共产党的规矩。”
特务队前途未卜。麻雀却得到一个情报：铁杆汉奸张老五派其主要兵力出巢活动，土围子内部空虚。豫东特委决定：三支队乘虚而入，摧毁土围子，消灭张老五。红军哥认为情况不明，不可鲁莽求战。在指挥部内占有绝对优势的革命书生们一致拒绝了他的意见，强调不可贻误战机。红军哥苦口相争时，列席会议的麻雀也要求发言，冷冷地抛出一句话：“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
战斗在能见度十分良好的白天打响了。七月的阳光明媚地照耀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在土围子的炮楼上，张老五的目光更加明媚地俯视着一览无余的开阔地。红军哥与我大舅亲率游击队向土围子发起强攻，却遇到了意外猛烈的火力阻击。游击队在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开阔地上死打硬冲。土围子里的两座炮楼用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向开阔地上猛扫。火网里倒下了十多个战士，红军哥的腹部也受了重伤。张老五的外出兵力又火速回援，游击队腹背受敌。红军哥与大舅率战士隐蔽在寨墙下进退不得。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侧后方喊杀声起，虎子率待命改编的特务队火速赶到，挥动四十多把大刀，突入回援匪兵中奋力截杀，匪兵留下十多具尸体，四散溃逃。特务队又夺了两挺重机枪，集中火力封锁了炮楼。红军哥含泪高呼：“杀得好！”急把流出来的肠子塞回腹中，让我大舅用绑腿带帮他紧紧裹住腹部，率队撤出战斗。当夜，虎子又率特务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回战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背回了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月亮升起了，豫东大平原上一片死寂，只有蛐蛐儿藏在宿营地的草丛里“吱儿吱儿”地拉锯，用细小而锐利的锯齿啃啮着大舅心头的悲伤。躺在担架上的红军哥说：“大孟，给我弄点儿酒喝。”他喝了几口酒，就说：“不疼了，不疼了，酒是麻药。”大舅守着担架，无言地流着说不明白的眼泪。红军哥说：“大孟，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哭个啥子嘛？”大舅说：“是哭我自己。这一仗虽是特委决定，可也怪我不懂军事，没能挺身而出，反对这个决定。你太孤独、太委屈了！”红军哥说：“大孟啊，你能和我一起冲锋陷阵，我还有啥子话说哩！我正想跟你说几句悄悄话，你应该与你投奔延安的三姐妹比比觉悟，考虑你加入组织的问题了。”大舅说：“我心里堵得慌，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作为游击队惟一懂得军事的指挥员，为什么要为你压根儿不同意进行的一场战斗毫无怨言乃至于身先士卒地付出血的代价？如果我是你，对于不懂军事而又一意孤行的特委领导、包括我这个贵党的同路人，都必须送上军事法庭。对于拿着政治帽子喳喳叫着压人吓人的，干脆叫他去当敢死队！这可能是我的劣根性，我永远学不会无条件服从，这是我一直不敢让自己加入贵党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哥说：“你讲嘛！”大舅说：“不讲了，那就扯远了。”红军哥说：“我懂了，大孟，我们属牛你属马，属马的套不上牛笼头！”
好多年以后，我向母亲问起了“另一个原因”。母亲说，大舅有一个同窗好友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作为嫌疑犯抓走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他都没有哼一声。我姥爷设法把他营救出来后，他骨瘦如柴，一身伤病，不听我大舅的劝阻，又只身去了苏区，却碰上苏区打什么“AB团”，把他审查了几个月，又叫他刨坑，他很卖力地刨了一个坑，就被自己的同志埋到那个坑里了。母亲说，除了这个原因，就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了。我大舅得知了好友的死讯，把他的遗照挂在书房里，焚香痛哭，问我姥爷：“爹，这是怎么了？还嫌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不够，还要在自己的窝里杀吗？”我姥爷也流下眼泪说：“我也不懂，可能是共产党里出奸细了。”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大舅不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打了败仗的夜晚，明月依旧升起，用清冷的月光照着他滚烫的眼泪。麻雀却冷不丁儿地溜过来，惊讶地盯着他说：“怎么？孟副司令，你怎么在这里流眼泪？影响不好吧！学打仗也要缴一点学费嘛，好好总结教训就是了。”
大舅像一捆急需燃烧的干柴被轰地一下点着了。“你还说什么学费？”他霍地站起来，浑身哆嗦着，指着一拉溜儿十多个新起的坟头，“缴了这样的学费，你不觉得难过吗？你这位可敬的职业革命家，怎么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鬼话！”
麻雀霍地一跳，说：“孟副司令，请你不要骂人！”
“我正要问你，”大舅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假情报？你说！”
“那只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情报。”麻雀极力挣脱出来，“我并没有决定战斗的权力。你是副司令，请你不要推卸责任。”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要问你，出发时，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战斗人员，我搞油印机去了。”
“如果不是在就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你决不会去搞什么油印机；如果搞油印机的地方没有你穷追不舍的一个女学生，你也决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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