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经成为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最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最可宝贵的生命表达？最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2001年8月25日写
10月5日改定于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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