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品质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线上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著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刘荃把这封信送到他办公室里，他正拿着一枚鸡血石图章，细心地用一根牙签剔着印纹里的红泥。刘荃记得他去年刚来那时候，赵楚崔平这干人都还是因陋就简，用着木头戳子，现在却是每人都有好多只精美的玉石象牙图章，都是人家送的。他们虽然不经管财务，不免也接触到一些商人，也希望人家对他们「有点表示」。照例送干部较轻的礼，总是美国货的自来水笔与手表，但是后来就有人挖空心思，改送好石头雕刻的图章，既高雅，又大方，又不落行贿的痕迹。所以竟成为一时风尚，干部们都讲究起此道来。
「崔同志，」刘荃说：「这一封信我想请崔同志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归档。」
崔平皱着眉接过那一叠信笺来。然而才看了两行，他那不耐烦的神气立刻消失了，急忙揭到最后一页去，看是什么人具名。然后又很快地掩上那一页，彷佛怕人看见似的。「这材料让我来处理吧，」他抬起头来向刘荃说。
刘荃正要去，崔平突然又叫了声「刘同志」。他向刘荃微笑，「在这三反战役里，我们尤其要强调组织性。你经手的这些资料，除了对我公开之外，要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刘荃说。
崔平略略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走了。
刘荃走了出来，不免有种种的猜测。看那封告密信的口吻，对于军中的内幕知道得这样详细，执笔的人至少是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他曾经听见说崔平赵楚从前都是陈毅的部下。再看崔平刚才那副紧张的神气，不见得仅只是因为这封信胆子太大，「反」到了陈毅头上。他似乎是为写信的人害怕。──难道是赵楚写的么？那笔迹歪歪斜斜，似乎是经过矫饰的，但是说穿了也确是有点像赵楚的笔迹。
陈毅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起动摇的，刘荃想，除非这封信刚巧被他的政敌抓到手里，聪明地加以利用。但是就最近的趋势看来，这三反运动表面上虽然雷厉风行，一般高级干部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主持三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与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已经因为搞得太过火了而获罪。他们求功心切，大批开革了党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量」。这次召开三反工作干部大会」，主席台上不看见他们俩，而另换了两张陌生的脸。此后也没有在别处露面过，从此就失踪了。大家暗地里都觉得奇怪，后来渐渐听见说，饶漱石是被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去学习了，刘晓也被革去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的兼职，不再领导三反了。
这告密的人以卵击石，倒实在是有点危险。总算是这封信落到了崔平手里。刚才崔平那样特地提出来叮嘱他保守秘密，也许是想销毁那封信。
这一天晚上刘荃回到宿舍里来，却有一件意外的事在等着他。张励已经被释放了。这也是政府对于「自己人」的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据。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似乎还保存着旧式的帮会作风。对于党员，总是「反」的时候特别大吹大擂，事后却是从轻发落。前一向把张励关了起来当作老虎打，一连十二夜，党小组夜夜开检讨会。起初他也叫冤，但是后来终于痛哭流涕地供认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思想上起了质变，」除了和戈珊发生暧昧关系，有一个时期还常到舞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终于被一个舞女所诱惑。他的经济来源是向印刷所与纸商拿回扣，但是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贪污的数目也不大。党支部把他的坦白书公开了，下了断语：「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终于拯救了他。」同时因为他坦白彻底，还把他升了一级，说：「我们要在工作锻炼中考验他。」
张励因祸得福，这次回到宿舍里来，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只是瘦了许多。刘荃慰问了他几句，自己觉得很窘，因为现在他知道张励早就知道了他和戈珊的秘密。张励这次出了事，主要也是戈珊害了他，以至于二罪俱发。眼看着刘荃倒始终安然无事，「逍遥法外」，戈珊明明是袒护着他，拿别人来开刀。张励岂不要恨他？
张励的态度倒像是坦然，完全若无其事。刘荃向他自己说：「共产党员的确是不把男女关系放在心上的。」但是他究竟认识张励相当久了，从其它方面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量的人。
那天晚上两人同睡在一间房里，刘荃总觉得十分不安，好容易才睡着，天不亮倒又醒了，所以那天起来得特别早。出来得也早，到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大门还没有开，只好在街道上徘徊着。那是一个寒雨霏霏的早晨，这条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看见一两个女佣买了菜回来，篮子里倚着大棵的青菜，菜叶上满是冰花。偶尔听见一声铃响，静静地滑过一辆三轮车，车夫披着蓑衣式的橙黄油布斗篷。附近没有门洞子可以避雨，刘荃扶起了雨衣的领子，顺着一带漆成黑色的竹篱踱了过去，又踱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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