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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了某种其实是过分的决心。据曹叔八娘说她在家跟他们话也很少，跟姐姐和爷爷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温书——那书桌别人都自觉地不用，尽着她独享——我去他们家时，她往往头也不抬地继续背书、做题，所以我对她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反射着光影的近视镜的圆片儿，以及偶尔发出的“你们声音小点儿行不行？！”的呼声；吃饭她往往不到厨房的小桌边，而由八娘把饭菜给她端到书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们住的那间平房小屋的门，开门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让进屋来，只觉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视镜的圆片儿冷冷地放着光。我简直想不出她跑来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镜，我这才发现她原来也有一双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见她眼眶里蓄满泪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泪水，这时我心里一紧，慌慌地问：“怎么了？”她用悲戚的声音告诉我：“爷爷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妈让你去帮忙……”
我举起脚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娘家，帮着料理一切。我发现不仅曹叔在失去父亲以后从内心里迸发出了强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们也都真的流泻出超乎我预料的悲痛。原来爷爷在大限来临之前，挣扎着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能为分房子坚持到底……”的确，按分房委员会的计分法及规定，他家爷爷一死，他们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两居室。
当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爷爷的骨灰盒时，我痛切地感觉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计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浮出了那胡同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后来我再骑车去那院墙外张望，土山连同四角亭都没有了，那里正在盖一座楼房。原有的居民都迁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里遇上一位端着脏土盆倒垃圾的小脚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该去的都在离去。
15
去的在去，来的倒也在来。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该来的都来。
80年代以后，我自己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变化，这暂且不说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渐好转起来，头一项，就是终于住进了新住宅区——团结湖的单元楼，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爷爷临终遗言传出去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仅家里明摆着有两个大女儿，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问题遇到了麻烦，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关“干校子女”的政策仍迁回北京，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们高高兴兴地迁入新居以后，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来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兄妹，二来好把沁表妹的户口归属落实——这倒不成为她的心病，因为无论沁表妹最后是在上海落户还是回北京团聚，都令人高兴，只要不再悬着就好。此外还有一桩喜事——四娘那已经35岁多年落实不了对象的儿子沈锡松，终于宣布要在国庆节结婚，八娘正好可以赶上他的婚礼，热闹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来，爱人上工去了，我不会做饭，便请曹叔上什刹海边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后，我才发现曹叔眼神有些异样。我原以为他是八娘不在，发闷无聊才来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是涧表妹又有什么古怪的表现？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后精神状态不能稳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开口。
我们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杨树，以及它们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风吹得不断抖动的图像，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在湖边倚着铁栅栏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内外的糖葫芦无人问津，倒引来了几只粉蝶上下翻飞；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对我说：“你四娘没有了……”
我吃了一惊。四娘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就是有一年她从上海来北京散心，住在八娘家中，那时候涧表妹她们都还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带着头两个表妹去游颐和园，当中要换几次车，每次一挤上公共汽车四娘就抢着去为大家买票，那阵式就像在抢银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从同一个车门上的，她买妥票后总要扯着大嗓门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买了票了啊！八妹你们就莫买了啊！”那声音响彻全车，引得许多人既张望她又转头张望猜想中的“八妹你们”，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这种大嗓门讲话，在家里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气听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稳当些嘛！”“哪个说的啊！那啷么得行啊！”“完了！未必哪个是哄你们么！”其实，她那么甩着大嗓门讲话不仅绝非吵架，而且是诚心诚意地倾泻着亲热。这也许是我们四川人的一大特点，所谓谈话十分“展劲”。前几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时刚在床上靠靠想养会儿神，就听见走廊里好一阵吵骂声，几个人都甩着大嗓门，声音既高昂又急切，还夹杂着拍击身体的声音和尖叫，我实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门劝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几位服务员在极为亲热的互相嬉戏，无论是他们互相切断对方的话头高声笑骂，还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声叫喊，都只说明着他们心境的欢乐与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个典型的洋溢着欢乐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从未听说过她有什么病，年纪也不算太老，况且所钟爱的独生子又洞房花烛得大欢喜，她怎么会“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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