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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女性。自称来自遥远的故乡。她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没有在家里检查别人工作证的习惯。我细细打量她，我真怀疑她来自那遥远的县城。她的衣着很入时，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领衬衣显然是价值不菲的来料加工然后又“外转内”的三件套；只是脚上的一双半高跟鞋样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气；不过在我们这个大都会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让港台而鞋袜大为“露怯”。据说有位境外的摄影家来大陆后专门拍了一组都会女郎的照片，裁为两截刊载在杂志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说明词是：“猜一猜，她们行走在香港、台北还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说明词则是：“不用猜，全是大陆靓女。”来客落座后进一步说明来意，是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况。我不免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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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舅舅是我母亲的从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唤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应称为八姨父，因为觉得绕嘴，他姓曹，我便称他为曹叔。按说“七舅舅”这么三个音节的称谓也够绕嘴的，但不仅是我，我们家族中与我平辈的，也都不简化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们，提起来也是说“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说成“你七舅”如何。多一个音节少一个音节值得这么细交代么？值得。细细推敲，“曹叔”、“七舅”这类双音节称谓，似乎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而“七舅舅”，就化为柔曼的韵味了。的确，回忆起来，我的这位七舅舅，无论形象、性格、做派，都绝少阳刚之气而只使人联想到天鹅绒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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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已随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两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觉得他处处都是圆的。圆圆的脑袋(他不留长发，我每次见到他，他总像刚从理发馆里理完发出来，不是时下时兴的那种有棱角的“板寸”，而是随头形而保持等长的短发），圆圆的光下巴；圆圆的肚皮；圆圆的手；圆圆的鞋头。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圆形的。母亲一旁对我说：“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刚下火车哩。”我叫过七舅舅，便去亲热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没有什么特色，但我记得母亲多次谈过，我落生时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个助产护士。七舅舅是个牙医。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时间来北京游览。他们来自上海。父亲因为天天要去机关上班，不能陪他们，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但一来体力不支难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须在家里安排饭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们，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学、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课堂上托腮与他们一起神游。
别看七舅舅那么富态，似乎行动不那么利索，他的游兴可真浓得出奇。天天早出晚归倒也罢了，他的一大特点，是要按照旅游地图和指南上所标示介绍的一一游遍。没几天以后我就发现七舅母宁愿留在家同母亲折豆角、擀米粉、聊闲天，也不愿再随他出游了。七舅舅的旅游地图和指南不止一种，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于当时新出版的，有多少种他就买多少种。一天吃早点时他问我父亲：“利玛窦墓怎么个去法哇？”我父亲称得上是个“北京通”了，在这个问题面前却也张口结舌。但傍晚时七舅舅兴冲冲地回来了，满面红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终于在阜成门外的一个什么旮旯里找到了利玛窦墓。我母亲问他风景究竟如何？他说有一块碑，他见到了。
父亲望望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后来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听父亲向母亲议论七舅舅说：“他那个人呀，连利玛窦墓那样的小风景也不放过，可他根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哪里品得出滋味来？他是急匆匆地把旅游图和指南书上提到的地方都转上一圈，满足于到此一游罢了。比如利玛窦，他究竟知道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多少事迹呢？”母亲夫唱妇随地说：“是呀！不光逛风景如此，就说看戏吧，他是什么戏都要看，可他连好戏孬戏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见他感动喝彩，孬的也不见他厌烦皱眉……”
七舅舅来京时，的确几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饭便赶往戏园子看戏。话剧对于他来说不算“戏”，他只看古装戏曲。我父亲陪他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小哥陪他看过程派青衣赵荣琛的《荒山泪》，我母亲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场次就更多了，我总是闹着要跟七舅舅去看戏，多半是让母亲强行留下，让我在家温书，但总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戏，但并不懂戏。京剧、昆曲、河北梆子、蹦蹦儿戏(就是评剧)、曲剧(当时刚刚形成)以及恰逢进京演出的汉剧、豫剧、赣剧、花鼓戏……他都一视同仁而并无偏爱。一流剧团大名角儿演的戏和末流剧团四流演员演的戏，他都一样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样地认作享受还是同样地当作消磨时间。记得有一回我同母亲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场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戏，一位嗓音沙哑的小生在纸片搭成的“望乡台”布景上唱个没完，我打完个瞌睡，一睁眼，那小生还在唱；再打完个瞌睡，再睁眼，还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边的七舅舅，他坐姿不变，但双眼合拢，他不仅在打瞌睡，而且还在均匀地打鼾。显然他比我更难享受那小生的绵长咏唱，但散戏以后，登上三轮(那时七舅舅出游及上戏园子多半雇三轮)，搂着我坐定，七舅舅却悠悠地自言自语一声道：“唱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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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刚才讲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为我父亲和母亲谈及的话题。但七舅舅毕竟是我三亲六眷中的一员，所以等我上到大学以至工作以后，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况。据说七舅舅的医术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头几把交椅，解放后头一回评定工资他就挣2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工资直到十几年前听来还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轻易直接给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养徒弟，他的徒弟总是同他建立起一种类似父子至少是类似叔侄的亲昵关系。有几位干脆就拜他为干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后来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医。据说上海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都经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给治牙镶牙，倘若他亲自出马，则更觉荣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们还有两点广泛地为人称道，一是对普通的市民患者与对上述人士的态度绝无差别，二是绝不靠医术谋求额外的好处，小礼品有时收下一点是因为不收似乎过于绝情，贵重礼品则坚辞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时间，据说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吃馆子，一是进戏园子。他终于吃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胖子，但始终没有看戏看成一个行家。他吃东西绝不忌口，各种风味各种菜肴他都乐于品尝，并且还亲自在家里同七舅母一起自制水豆豉和豆豉，这是两种我们家乡的家常佐餐食品。制作过程中都要刻意让黄豆瓣长上霉菌，按说他们两位大夫应该最忌讳这种食品，但他们几乎是无一日不食这类东西，还有糟蛋、腌肉、熏鱼等等。说来也怪，他们吃了一辈子时下保健书中谆谆告诫不宜食用的这类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却都没有患上癌症。
上海这地方说实在的除了吃馆子进戏园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风景真是没什么风景，于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间，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风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费乘飞机游过海南岛，以那个时代的总体风气及他胖大的身体而言，真不可不称之为壮举。据说他每去过一处就在他保留的旅游地图及旅游指南书上在该处画上一个圆圈，颇有某类高级干部圈阅文件的架势——永远只是画圈，而并无一字一句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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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说明七舅舅是个绝对不问政治的人。过往北京的亲友们，特别是我这一辈的，常常传说一些关于七舅舅的笑话，比如他家中虽然既订有《解放日报》又订有《文汇报》还加上《新民晚报》，但这绝不是因为他对时事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兴趣(很长时期里这些报纸的时事报道是大同小异乃至于完全相同的，最关心时事的人也订一份足矣)，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的广告栏中戏曲演出的广告常可互为补充，如有一两份报纸因故未登完全，则另一份报纸上必可钩沉，便于他遍看诸戏。上海最常演出的戏曲是越剧和沪剧，尽管七舅舅始终不会说江浙话并且不能完全听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对越剧和沪剧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饴。
有一则轶闻大约过分夸张，属演义性质，但听完细想，倒也恰能传神。据说60年代初，大约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通过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暴露于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饭桌上听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几乎每餐总要留亲友乃至偶然造访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饭——大声议论时事，不禁难得地开口问道：“怎么？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怎么才知道！都撤了一两年了！大家争先恐后、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输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轻松而闲适地吃饭，也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大家讲的政治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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