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扑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锃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做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做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做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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