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①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也怅怅地。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②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夹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夹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竞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后来呢？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着想像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着聊着，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槛，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着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宫遭回禄，从钟鼓楼一带都能望见宫里的红光，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20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时，不但要脱光衣衫，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将双手一拍，叫喊一声，守候在那里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衫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将库中财宝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门和腋窝盗出。但到建福宫收拾火灾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敝，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故而库丁和力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别的库丁、力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团块的金银，偷偷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便赶紧到“忠和当”去当当——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槛从来没有迈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①！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①！……吃的如是丰富多彩，那些耍货②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蜓”、“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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