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椎移，也日愈白炽化。
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诲。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Q正传》评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1921年，从4月份开始，茅盾和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50余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
5月11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
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
1921年7月16日胡适到达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18日、22日两次被“召见”，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
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
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
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
“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
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
同时，商务当局又坚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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