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茅盾和郑振铎策划创办的《文学》首战告捷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
书刊和文章。书籍杂志和原稿要预先审查以后才得发表或出版。茅盾听到这个消息，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了。
不久，《文学》编辑傅东华来找茅盾，说：“据说生活书店出的《生活》月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茅盾心里一怔，果然不出所料“消息可靠吗？”
傅东华说：“我再去探听探听。”说完，又行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找茅盾，告诉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审。”
茅盾听完傅东华的话，脸色严峻地说：“他们是逼我们。用送审办法来压我们杂志。”
没有几天，通知来了，除了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检查官的检查通过，才能排印外，版权页上还不能笼统署“文学社”名称，而署主编姓名。
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末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
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
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儿，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
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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