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饭桌前，猛然低头，夹了点小菜放在碗里，又猛然抬头看他。
“你这是怎么回事？变成傀儡啦？”
“我听你的话，配了三焦点眼镜，看书，做针线时用近视焦点；看窗外物景，看电影，用远视焦点；切菜烧饭，坐在饭桌看阁下尊容，用的是中视。以后不必再为找不到适当的眼镜烦恼了。”
“你要转动眼球呀！夹小菜时眼球向下看，头自然会低下来；要向上看，眼球向上，头自然也抬起来。不然的话，就像被线拉扯的傀儡。”
“我办不到。夹小菜时想到有话要跟你说，眼睛抬得太快可能就会从远视焦点看你。不够快的话，可能就从近视焦点看你。”
“那有什么关系？”
“那何必配三焦点眼镜呀？我不想吃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叹了口长气。我戴眼镜的辛酸从在上海念小学时开始。我常常感到眼睛痛，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发现我有散光和近视眼，要戴眼镜。那时，多半是老人才戴眼镜的。我配好眼镜，鼻梁上多了个尴尬的负荷。第一次到学校，羞得不敢抬头。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戴眼镜，男同学说我是四眼田鸡。我以为近视眼是一种病，而那副眼镜宣布我的病况，觉得难过得不得了。十岁时，我们举家去了美国，看了眼科医生，他说我只需在看书的时候戴眼镜，我高兴得好像鸟从笼中飞出来。
但是认识的字越多，近视也就越来越深。我养成癖好，凡是看见字就读，哪怕是一瓶醋上的商标或是咳嗽药的说明书，我都从头读到底。读中学时，我主修文科，必须读的书几乎读不完，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还有萧伯纳、王尔德、托玛斯?曼等等，这些书或剧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一本本厚厚的书读完之后就像消化一顿大餐，肚子饱满，感到恬适。眼睛酸痛当然不在话下。在中文方面，父亲填鸭式地要我攻读经典之作，什么蝇头细书的批注，我都眯着眼睛看。我更迷上了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秦淮世家》、《夜深沉》、《似水流年》等等，我念得废寝忘食，即使文字没有标点符号，也不分段，我也念下去，因为张恨水小说里的人物是那么逼真，他所描写的一九二○年代的社会是那么引人入胜。一副沉重的眼镜似乎永远压在我鼻子上，眼球带红丝是永久的状况。
后来我在《读者文摘》工作，那可真是手不释卷，目不交睫的日子。每月美国总社和其他外文版发来的文稿都要看。我们还订了七十多种中文报刊，又买了各种书籍。编辑部同仁分头看，旨在寻找适合文摘风格的文章以便转载，发现一篇就好像淘金者淘到金砂一样。
我却仍然在阅读的时候才戴眼镜，不阅读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笼罩在薄雾里。在街上走，即使跟熟人擦肩而过我也视若无睹，因此有人批评我，说我架子好大，目中无人。于是我笑容常开，在经常光顾的餐馆进午餐，左望右顾，眉开眼笑。直到有一次，引来一名男子两句脏话，使我羞得无地自容。
全日戴眼镜的时候到了。
但是眼睛是心灵之窗，怎么可以用眼镜遮起来？于是我配了隐形眼镜。跟着来的是大小瓶消毒水，清洗液，人造泪。早上从床上一跃而起便在洗脸盆前弯着腰，从小盒子里摸出泡了一夜消毒水的镜片，放在小杯子里用清洗液清洗，然后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一一按入眼眶。眨眨眼睛，照照镜子。运气好的话，双眼都看得清楚，便可以换衣服，吃早点，带着一皮包的药水上班去了。
但戴隐形眼镜的人需要时时戒备不测祸机。上班路上如果灰尘吹入眼睛，千万不可揉它，一揉的话，镜片可能移动，不再盖住角膜而不知去向。那只好一路眼泪涔涔而下，到了办公处，直奔女厕，用拇指和食指尖把镜片从眼睛捏出来，放在小杯子里，加消毒水消毒，然后把头向后一仰，用清洗水一小杯覆盖眼睛，不停转动眼球，希望把灰尘清洗出来。假使眼睛不痛了，就算功德圆满。
但是如果镜片不在角膜上，那只好闭着眼睛，用手指在眼皮上轻按，按到个硬件的话，就是那小家伙了。设法把它捏出来，再消毒冲洗，按入眼睛。这时，眼睛已像火球，鼻涕直流。假如那小不点儿找不到，那只好鼻子紧贴镜子，拉起眼皮，仔细观察。我的天呀！滑到眼球上端去了！心惊胆战，全身冒出冷汗。别急别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慢慢地翻转眼球，又揉又拍，又挤又眨，终于把那小家伙弄下来了。这时已经眼饧骨软，心力交瘁，只好将另一眼里的镜片取下，从皮包里拿出那副老老实实的近视眼镜戴在鼻子上。
但如果那小不点儿根本不在眼睛里，根本不见了，那可惨了。摸摸身体，是不是沾在衣服上？独具只眼，视力半清不楚，四处观望。在不在脸盆上？有没有掉在地上？匍匐搜寻那本来就要人看不见的东西。徒劳无功，只好投降。四眼田鸡总比独眼龙强。
这些痛苦经验使我决定戴老老实实的眼镜，除了近视的还配一副远视的。只有要赴宴会时才戴隐形眼镜。直到有一次要赴盛大的新春年会。我穿了件翠绿色的旗袍，戴了珍珠耳环和项链，自以为打扮得无瑕可击，问他，“你看怎样？”
他说，“别戴隐形眼镜了。你的眼袋那么大，不如戴普通的眼镜遮起来要好看一点。”多年前我看中他，就是因为他有话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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