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注定是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异族人生活在一起的。好比尹小帆，当她念高中的时候，尹小跳问她将来的打算，她就毫不犹豫地说：出国。
她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语言大才和极好的记忆力，小学时代她就能满含感情、稍显戏剧性地朗读中级英语教材里那篇著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并和母亲章妩用英文做些天气啊，饮食啊，讲卫生啊之类的交流。在公园里一看见外国人她就兴奋，就自愿用她那点儿幼稚的英语给人家义务导游。
后来她去北京读外语学院，一些外国同学闲聊时经常问她：
你是哪一年回到中国的？
你是哪一年回到中国的？
她的英语水准使人误以为她是在异邦的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那时她就故意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哪儿也没去过哪儿也没去过，我的英语就是在中国学的。后来她认识了美国人戴维，就跟戴维去了美国。
尹小跳对她说你还打算回来吗？她说我不会回来的，我的生活比你们要好得多。再说，还有戴维。她很自负，也许她有自负的资本：她有美国丈夫戴维；她操一口略带欧洲味儿的娴熟英语——甚至她还时不时地给戴维纠正英语语法；她在上高中时英文打字就考了B级；至于考“托福”，她简直就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她不是那些出了国门就畏缩惶惑张不开嘴的中国人，她张得开嘴，她不怵和异邦人说话。
如果你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旅行都能开口说话，你马上就会像个生活的胜利者。尹小帆无时无刻不想胜利，年纪轻轻的尹小帆，就是为了对得起她这满口漂亮的英语她也得出国。美国似乎有很多很多好东西在等着她呢，比中国多，比中国多得多。中国有什么？自然是有她的亲人，但在她当时的年龄，她对儿女情长是不那么看重的。小时候她看重她的姐姐尹小跳，她崇拜她热爱她，受了委屈第一个要告诉的就是她。她们同甘共苦，她们还有……还有那世人所不知的永远罪恶的小秘密。尹小帆从不怀疑她的记忆力，她记住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设计院小马路上那口敞着盖子的污水井，那扬起双臂扑进井中的尹小荃，她和尹小跳手拉手地站在她的后边，她们那不同寻常的拉手：冰凉潮湿的、抽筋一般的……不是她拉尹小跳的手，是尹小跳拉住了她。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强调：不是她拉尹小跳而是尹小跳拉住了她，她是被动的，被“拉”就是被阻止。二十多年过去尹小跳那个时刻用在她手上的力量一直凝固在她手上。她怕不是因为这个才要离开中国的吧，这一切一切她从来也不愿意细想。
那年她才七岁，在她那颗小小的心里，就已经有了要做一个特别好的好孩子的愿望。污水井、尹小荃、她们姐妹的拉手……她们那报仇雪恨、清除异己般的姿势，一切的一切都使她想要做一个优秀的好孩子，最好的孩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那个生来就让她不快的令她嫉妒的孩子的死。
她一边要做好孩子，一边也对尹小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她不再一味地热爱她的姐姐崇拜她的姐姐，心底里布上了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她这位姐姐就不再可能赢得她无条件的服从。反过来她加倍地渴望尹小跳爱她宠她，她要从所有的方面证明，她尹小帆是这个家庭里最值得重视的生命。她们之间公开的第一次不快是从一件短风衣开始的。那时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念书，尹小跳去北京出差约稿，打电话约了她从学校出来见面。她们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去冷饮店喝酸奶，她们对酸奶有一种共同的疯狂的热爱。那时候美国的“卡夫”“和路雪”什么的乳制品冷饮系列还没有打进中国，北京酸奶都是盛在一种又厚又笨的白陶瓷瓶子里，瓶口用涂了蜡膜的薄纸蒙住，薄纸周边勒着纸绳粗细的橡皮筋儿。吃时拿吸管捅破薄纸，然后“哆哆哆”地猛嘬，香着呢。尹小跳请尹小帆喝酸奶，并把在上海开会时买给尹小帆的薄呢短裙拿给尹小帆。她愿意给尹小帆买衣服，走到哪里她都忘不了。但是那天尹小帆注意的却不是薄呢短裙而是尹小跳身上的短风衣。她说姐，你这件风衣可不错，我喜欢。尹小跳说是啊是不错，我也喜欢。尹小帆说你给我也买一件吧。尹小跳说这是国外带回来的。尹小帆说谁带回来的？尹小跳说方兢。尹小帆说你的意思是说国内没卖的？尹小跳说可能没卖的。尹小帆说那我喜欢怎么办呢？尹小跳说你等着，等我看到类似的我会给你买的。尹小帆说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件给我，以后看见类似的你再买。
尹小跳没有想到尹小帆会这么说话，她这么直白地要求尹小跳把身上的短风衣立刻脱下来给她，弄得尹小跳很尴尬。她可以给她的妹妹很多很多东西，但她不想把这件短风衣给她，不单单因为这是国外带回来的，也不单单因为是方兢的赠送，她只是觉得尹小帆这种讨要的方式让她陌生，有种心凉肉跳的感觉。她一时无法作答，她们僵在那里。尹小帆又说姐，你喜欢我吗？尹小跳说我喜欢你，你知道我喜欢你。尹小帆说你喜欢我就应该把我喜欢的东西给我。尹小跳说你是这么看待喜欢的吗？尹小帆说我是。尹小跳说我不这么看。尹小帆说那你是不打算把风衣给我了？尹小跳说我想我不能给你。
这差不多是尹小跳第一次对尹小帆说“不”，她说得很快，却并不含混。心里别扭着，却弄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
也许是她错了吧，为什么她就是不能把尹小帆喜欢的东西给尹小帆呢。她不能。
尹小帆的情绪当然就明显地黯淡下来，她从来也不掩饰她的坏情绪。她们坐在这里守着几个空酸奶瓶子，还能说些什么呢。转移话题是调整情绪的一个办法，可她们甚至无法转移话题，因为她们是姐妹，她们深明彼此。转移话题那是外人之间的方式，她们用起来就太假了。她们互相不看地愣了一会儿，尹小帆看看表说我该走了。尹小跳说拿着你的裙子。尹小帆勉强地拿起了塑料袋里的新呢裙，用很随便的手势胡乱将它塞进书包，就像以此告诉尹小跳，一条裙子是打发不了我的，裙子和风衣怎么也不能相互抵消。
有些往事是不能提及的，在亲人之间，不能提及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比如风衣的往事。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事情那样随时可说，让人开怀。当家里人说起尹小帆超常的摹仿能力时，总会记起她学一个有点儿缩脖的亲戚说话，她缩起小脖子，还没开口就把脖子扭了，俗话说的“落枕”，她的脖子“落了枕”，两天没上学，让尹小跳给她用烤热的擀面棍擀脖子。她学着福安口音说，“给我一把擀面柜（棍）。”福安人把“棍子”说成“柜子”就是她的发现。这就是那种随时可提的往事，它是一个中国孩子平凡热闹，根底结实的出处。即使当尹小帆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当她屡屡和尹小跳发生不快之后，类似这样的少年往事一旦被提及，她那颗既硬冷又软弱的心也会陡然一热。
也仅仅是陡然一热。热起来没个完就不像是美国公民的风格。尹小帆学习做美国公民已经逐渐地到位了：喝凉水，上班时大量吞咽咖啡，饭后使用蘸了薄荷的牙线，可口可乐加大量的冰，每大清晨洗热水澡，衬衫只穿一次就洗，很少吃猪肉，为避免油烟坚持不在厨房炒菜，开车（倒车尤其熟练），定期看牙医，服用维生素，床上绝没有“被窝儿”，睡觉时盖得越少越好……等等等等。她是一个能迅速适应美国环境的人，或者说，因为她想迅速适应戴维。
戴维从来也没说过不爱尹小帆，他把她叫做“我的小豌豆”。可是他们结婚不久，他就开始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德国女人约会了，他们是老朋友，老早就认识的。结婚也没能使他断掉和这个德国女人的联系。如果他爱尹小帆，那他和这个德国女人又算怎么回事呢？这是尹小帆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因为发生在美国，就更让她难以承受。若是在中国，她除了可以和丈夫吵闹，还可以跑回娘家哭诉，或找要好的朋友、同学讨讨主意，但她却是在美国，美国没有她的娘家，也没有她货真价实的亲密朋友。她的流利的英文使她能够和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毫无障碍地谈话，但心灵的障碍却是语言无力解决的，障碍在她的心里。当戴维和德国女人约会时尹小帆初次体味了这令人脊梁骨发寒的障碍，她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她的无所归属感，在美国她是一个外国人，她永远也不可能了解戴维和他的旧日德国女友发生在美利坚国士上的一切秘密。她和戴维有过很激烈的争吵，“王八蛋”这类的言辞她也能张口就来，但她的吵闹只落得戴维更频繁地去会女友。他却不想和尹小帆离婚，因为那女友是有丈夫的。
尹小帆从来不把这一切告诉国内的家人，这无处诉说的伤痛是她自找的啊。就像有些因为生过某种病而落下“病根儿”的人，尹小帆也落下了病根儿吧，戴维的不忠反而使她一直在给尹小跳的信中特别强调：“我们爱得很深。”而这时，正是她对戴维茫然不解的时候。谁也不如尹小帆明白，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真正的互相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做了一辈子和睦夫妻，能相知百分之六十也就让人庆幸了。尹小帆始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她的生活却一步近似一步地逼她偷偷地把这感受肯定了又肯定。这是一种不能示人的肯定，因为她要做个生活的胜利者，她每时每刻都想让家人认可她的生活的确比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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