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家并没有人在台湾。
没有人在台湾并不等于你就得拒绝承认你家有人在台湾。有时越是不存在的问题，你越矢口否认就越像是在编造，这“编造”有时能使你前功尽弃——你刚才的一切对答如流都成了编造。
司猗纹在用心。
“解放后我参加工作填表的时候就做了交待。”司猗纹说，“我家没有人在台湾。我的父母、公婆、丈夫早已死了。他们虽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有过剥削，也有过错误，可是没有人在台湾。”
“司猗频那边呢？”显老的问。
司猗纹沉默片刻。她想，问话的症结既已明悉，本可以立即做出回答：司猗频那边也没有人在台湾。但为了不叫来人感到她回答得草率，她必得给人造成一种不草率的印象——她在努力想。她想，司先生死后不久，刁姑娘又改嫁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于是那军官就成了司猗频的继父。那军官解放前夕分明已经阵亡，刁姑娘才卖掉响勺胡同的宅院，靠了这笔钱活到解放。难道她们指的是司猗频的继父，那位阵亡的军官？
也许所有外调者和被调者根据一点蛛丝马迹都须展开些想象，比如现在，她们都应该不谋而合地想到那军官并非阵亡，而是去了台湾。如果再想得深入些，还可以变成司猗频原本也有随继父出走之动机，由于种种原因才未能如愿。当今，台湾和一切海外关系既已成了时代的一个兴奋点和敏感区，那么双方都须为接触这个兴奋点之后的更大兴奋而动些心思。
司猗纹决定让那个死去的军官在台湾。
“您这么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司猗纹一阵苦思冥想之后说，“先前对那件事，总觉得离自己太远，现在提供出来也是我的责任。”
一个兴奋点到底引出了一个盼望，两位外调者眼睛亮了。显少的打开了已经合上的本子。
司猗纹继续：“司猗频的继父是个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突然失踪了。您想，他不在那边儿又在哪儿呢？”
司猗纹在这里用了个“那边儿”，似乎她不直接说出“台湾”二字，就能减少自己对妹妹的一份歉疚。
外调者被司猗纹弄得直兴奋，她们不断会意地交换着眼色，像是说：这趟远征西城总算如愿以偿。
“你能把刚才说的都写下来吗？”显少的问。
“行。”司猗纹说。
她本想拉开架势用蝇头小楷写出自己的证词。这是证词，也是炫耀给她们的书法。转念一想她还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不该炫耀的炫耀有时会弄巧成拙。司猗纹拿出一支旧钢笔，故意显出缓慢而不流利地在她们交给她的一张纸上努力写着，写好之后又按上手印。
司猗纹送走客人便不停地做起家务：擦桌椅，擦玻璃，洗茶壶，洗茶杯，洗茶盘，连不常擦的花镜都擦拭干净。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去想东城她那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又像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是东擦西擦，家里并没有来过什么人，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她做了一次不声不响的想象而已。再说她的想象深究起来也没有大错，假如司猗频的继父不阵亡他定而无疑得去台湾，那么为什么他又非得阵亡不可呢？对于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派，司猗纹让他去哪儿不行？非得死？
让杌凳说。司猗纹在擦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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