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亲被弄到乡下去了，原因还是陈非的死。北京路幼儿园一些想打倒我母亲的老师说出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本来就不满意我母亲被提拔为副园长，她们说为什么张美方在工作中出现了那么严重的失误还能当副园长？为什么中班别的小朋友都没从滑梯上掉下去，偏是华侨子弟陈非掉了下去呢？有谁能证明这不是一起迫害华侨子弟的恶性案件？进而又有人论证说，假若真是如此，这恶性案件将会造成多坏的国际影响张美方你担待得起么？也许不是“将会造成”而是已经造成，众所周知那些年中国和印尼关系本来就欠好，陈非之死简直就是给两国关系、给中国人民和华侨之间再造阴影……还有人竟举出我母亲的前夫我父亲为例，说，经查，张美方的公公是个汉奸，张美方能跟汉奸的后代结婚足见其思想意识的反动。我母亲于是被批斗被责令重新交待陈非死亡过程。我母亲死不改口，坚持了从前她“看见”陈非死亡的所有说法。但她的公公是汉奸，这是确凿无疑的，由不得我母亲瞎编。我母亲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了，于是她说她公公的确是汉奸，但她不是和汉奸的儿子离了婚么。她说就因为前夫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她恨他，从一结婚就恨，恨到拿起刀来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么——若不是当时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汉奸儿子的右手！
对于我母亲的同事来说，这倒是个新闻。这个只有我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实被我母亲公开了，我母亲的那些同事，她们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女副园长竟能举刀砍人。那么，如此凶狠的女人谁又能保证她真的不会把一个孩子推下滑梯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始：陈非之死。一切都没有凭证，但在那时，怀疑本身就可以是凭证。总之张美方被打倒了，我们母女跟随市政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儿园属于市政府系统）的一批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深山，我们在一个名叫黑石头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有消息传来——是北京路幼儿园倾向我母亲的一些老师传来的有利于我母亲的消息。消息说1958年那个死去的陈非的父亲是华侨却不爱国，他其实是个美国特务，前不久因偷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搜出了美国军用毛毯和军用罐头，以及刻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刀叉。也许这些物品已经是惊人的罪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场，美军的一些军需用品是以低价公开出售的。以此类推，当年买过这些用品的顾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么，张美方副园长凭什么还要为一个美国特务的儿子的死亡没完没了地负责，并且下放到深山呢？于是我和我母亲卷起铺盖，离开“黑石头”重返我们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谢陈非的爸爸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成了美国特务，我和我母亲才得以逃离黑石头村的彻骨的寒冷。要是你没有在黑石头村的破土地庙里住过，你根本不会知道什么叫寒冷。我们进村时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垒就的破土地庙里。庙里土地爷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烂，除了一扇关不紧的破木门和两扇没有窗纸的窗户，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抱来几摞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铺板支上，这便是我们的家了。没有煤，也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们从来不脱衣服，我们合衣而眠，盖上我们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颤。那情景令我想起儿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讨饭花子们聚在一块儿比穷的故事，好像是四个人，每人用四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穷日子，看谁穷得厉害，穷得彻底。第四个人讲得最精彩，前两句我忘掉了，后两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觉的情景时说：“枕着砖头睡，盖着大胯骨”。枕着砖头睡还略嫌一般，叫人难忘的是“盖着大胯骨”。当我和我母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皮猴，她只说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子的死。假如没有大跃进，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出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子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道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紧密相联，惟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爱，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我慢慢长大起来，知道了我母亲孤身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庭，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道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深知这点，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庭，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据说我父亲在他的新太太跟前从不大嚷大叫。这信息肯定让我的母亲失望，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一句：“这真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搭腔，意思是让她正视现实，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亲最终朝哪个方向看的多，我只知道不久之后她便开始与棉被恋爱，她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采买棉花、采买被里被面和缝被子上。她告诉我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暖的只有棉花。她说“韩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头村冷得我受不了时，我就想象以后我如果有了钱，就拿它全买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凭咱们娘儿俩在被垛上打滚儿。任凭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们去哪个村儿，咱们拉上它一车被子！韩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给吓怕了。”我对我母亲说现在不是从前了，没有人逼你到乡下去，做那么多被子有什么用呢？我母亲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继续她的“棉被狂”运动。她选择的被里被面都是纯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纯棉，她排斥现在流行的太空棉、膨松棉之类，她说它们不可靠。隔长补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网好的网套，她也要以传统手法，每条被子绗上五至七行均匀的针脚。我曾出主意说买个被罩罩上会省很多事，我母亲鄙夷地说那也叫被子？90年代纯棉制品越来越少了，这还促使我母亲注意留神卖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电视上看见一则广告，说是本市一家专营棉花制品的商店明日开张欢迎光顾，第二天我母亲就奔了去，买回几十米纯棉花布。那天她顺便还拐进了一家军需用品商店，见货架上摆着对外出售的军用棉被，便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两床。说起来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如今我们家有一间专门放棉被的房子，我母亲这些年积攒的棉被从地板摞到天花板，几百条吧，密不透气地拥挤在这间屋子里。我母亲还曾为了棉被的安置问题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给她买房——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我母亲说，现在的两间小平房（北京路幼儿园的小平房）每间才10平米多一点儿，可她至少需要一个很大的房间才够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给她买了个一大一小两居室的单元，或者应该说是特意给我母亲的棉被买房。大房间30平米，小房间12平米，如今我母亲的那些棉被就满满地堆积在那个30平米的大房间里。
我母亲还有一个记录棉被的账本，账本大约包括如下内容：购买时间、地点，购买商品名称、数量、价钱……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众土产杂品店购买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丽源商场购买单幅被里布14丈，6.60元，直贡缎银灰碎花被面一条5.20元共17元，于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网得密实，故绗被子时由七行减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双凤街布店见宽幅（宽5.5尺）漂白布，大喜，购4.5米，花72元，可做被里两床；购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亲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就乐意翻弄她这本记录多年的“棉花账”。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毫无意义，既没有人要求她上缴她缝制的某床棉被，她也没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这账本的意义在哪儿呢？或者账本上呈现的一些数字会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它记录了十余年间棉花棉布的价格差异和它们的上涨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宽2.7尺）被里布0.44元人民币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币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币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上涨和棉花的短缺。华北平原本是中国几大产棉区之一，但如今我们的一些纺织厂却要从新疆大批购进棉花以完成生产指标。棉农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入多，令人头疼的棉铃虫害……还有那些急功近利、舍弃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揉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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