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晚上11时，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记录在汉城的最后一天。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次出门回来，只有坐在书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时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们。屋顶院内的草坪居然还绿着；东墙和西墙上的爬墙虎、廊檐下的酒瓶兰安然无恙。回到房间，客厅的巴西铁、火鹤、平安树、金虎……都还活着，虽长势缓慢，也算耐住了考验。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树，它在我家已经顽强地存活了十几年。这种植物原生于印度，在中国极少见。客人们来了都说它是个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计较“待遇”、皮实而又茁壮的态势，让人十分喜爱。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国口红”吊兰死了，死的最惨。看来世上自以为最娇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与印度裸树比肩而立的散尾葵叶尖有点发黄，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机场的候机厅里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们就在有着散尾葵的候机大厅同洪先生、元馆长、千先生告别。本来这次的告别双方都有很多难舍难分的话要说，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几次堵车，使我们比预定时间晚到40分钟。所以宾主间那热烈的告别语言也来不及倾诉，几个人只是东西南北地奔跑着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行李太多了，父亲从汉城买了不少颜料和画具，还有汉城为父亲出版的画册。说到画册，千先生将一箱丢在出租车上（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那不计其数的行李带给他的麻烦），他又跑出候机厅去找。这又增加了众人几分焦急。画册总算找了回来，洪先生和元馆长登机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要先于我们登机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旅行。本来我们在机场的相聚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现在却只好这样匆匆分手。可是细心的洪先生还是把我们作了周到的安顿，我们在机场还要等候30分钟，接待我们的是仁川国际机场的总裁（韩国称社长）曹宇铉先生。他的一位精干助手陪我们优先通过“安检”，进入机场贵宾厅。少时，曹先生也走进来。虽然所剩时间不多，但曹先生还是请服务小姐端来果汁和曲奇，诚意邀我们边吃边聊。
原来我们和曹先生并非初次见面，曹先生曾去汉城看过父亲的画展，就在画展最为热闹的那天。曹先生用汉语和我们交流，语调虽不算标准，但意思表达得正确。实在遇有困难，便用汉字在纸上沟通。曹先生的汉语，得益于他在中国的8年。那时他是韩国一家公司的高级职员，常驻上海。曹先生以缓慢、温和的语言节奏，描述着他对中国的印象，描述着他对汉字的掌握是得助于其父亲的教导。最后话题还是转到艺术和艺术家。曹先生迎送过好几位中国艺术家：张立辰、贾浩义……
登机时间到了，曹先生和几位助手送我们至登机口，鞠躬告别。
赴汉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还是那几位熟悉的空中小姐，还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热情服务。
飞机上又是座无虚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韩国留学生。KE852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的逃离中国，KE851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急切的返回。刚才曹宇铉先生告诉我们，这几天飞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递增，这预示着中国的SARS疫情即将远去，大韩航空公司的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汉城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正站在机舱门口拍摄机舱内的座无虚席，一边做着鼓动市民出门旅行的解说。前几天我们在汉城的东大门，见那些会做生意的摊主们已经一改往日的犹豫和沉闷，大声热情地招呼中国人了。他们举着皮包、钱夹，在我们眼前晃着用中文高喊着：真皮！真皮！买吧，买吧！韩国电视台的中文教学也已恢复，这个栏目醒目的主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汉城大街上中文补习班的广告忽然间也多了起来，有一条广告叫做：都来中国语！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证实着。
北京今天多云，天空灰蒙蒙。每次从国外回来，当飞机降至这几百米高的灰蒙蒙天空时，我的心便也塌实下来，域外的一切喜怒哀乐顷刻间都会被淡化在这又灰又亲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飞机，我后面的一个穿跑鞋的韩国青年，箭也似的超过许多人，第一个跑到了“边检”，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实在急迫难忍。
飞机上拥挤着的乘客，在首都机场大厅还是遇到了超出预料的冷清。机场工作人员还是一律戴着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红帽子”帮我们把行李推出机场，一个中年清洁女工说，因为SARS,“红帽子”们都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4月29日我们离开北京时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觉得处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有几丝沉寂，因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机场那一场抢险似的奔波，好比一个家庭出游时的意外“遭遇”。也许这种“遭遇”是胜过宾主间或热烈、或伤感的从容告别的吧，这还会为下一次的相见提供一个生动话题。我一向觉得，和友人离别时的悲伤或热烈最好是被一个什么意外所打扰，当然，这意外应该是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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