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往中央工作。不久，这名领导却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离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墙纸本来是杏黄上白色的曼陀罗花，年经月久，都模糊成一团土黄，有的地方剥落了，并不补好，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倒也不显眼。应当说，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自然没什么家具，简单的几件都是单位里租借来，然后又折价买下，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留下军旅的风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蜡扒拖得铮亮，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墙，地板，家什，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可是，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住在里边的人，因为对城市生活——进一步说，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所以并不以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时问长了，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就更显其轩朗。你推进这样的公寓，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然而，在南昌的家里，气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于是，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互不相干，变得寥落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铺，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这朝南的房间，窗户没装窗帘——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日光大豁豁照进来，不给人明亮的感觉，而是灰蒙蒙，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换成路灯照进来，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几个墙角，书柜的侧面，房间变得宁静了，在宁静里，生出一点活跃来。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还是确实教不会了，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晚里，这声音很清亮，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
他家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先是奶妈带，带到两周岁，进全托，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进寄宿小学，再上寄宿中学。所以，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妈和保姆。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所以又召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针线，见这家的东家回来，便噤了声，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又一并发出声来。他们小孩子之间，甚至都不能经常见上面。因为这一个周日回家，那一个恰巧周日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那一个周日回了家，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等到寒暑两假，大家终于都回家，可因为照应不过来，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有的感情亲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一会儿托给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妈、保姆、老师、父亲的公务员，司机——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于是，就更孤独。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他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沉郁的气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沉郁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南昌就是这样，他变得快活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在沿街的窗户里，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于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回转头来，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觉得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也可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难得的一些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这是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他的孤立处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较而言，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经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隐士。有几次，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就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也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喧腾的一日过去——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白昼过去，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里，只有一两问宿舍亮着灯，恰如“众人皆睡我独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看着那几点灯光，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攘的，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同时感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在这之前，南昌总觉着，生活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他也不是厌世，他的年龄、阅历，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到“厌世”。他的思想没有萌芽，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他兴奋不起来。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因为参照系数不同，对时问的概念就很严格，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现在，南昌，也许还有其他人，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不止是时代的际会，还因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让他信心软弱，于是，恼怒又加剧了。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窗户关上了，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带着一层霜色，显得苍白。虽是室内，因没有取暖设施，气温与室外相仿，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觉着，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表现出谈话的兴趣，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走出公寓大门，骑上自行车，沿了马路径直去了。气温开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南昌觉着手脚暖和，因此灵活了，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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