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作者:王安忆

她们其实成份各一,舒娅的家庭论起来应该属于小兔子他们的阶层。她的父母是第三野战军下的文化兵,进城后驻扎南京,她就是出生在军区大院,属前边所说海鸥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那一代人。不过,她还没长到穿一身花,头顶一大个蝴蝶结,满口南京话,与小伙伴们饶舌的年龄,就随母亲转业迁到上海了。上海这城市,有许多三野的后代呢!对幼年的生活,她已没什么记忆,要说有一些,那也是经大人反复提醒造成的印象。比如在一个四面镜子的练功房,被几个阿姨叔叔传着抱来抱去;比如送托儿所不愿去,哭着喊,“我还小,我还小”;还比如,她和另两个同龄的小朋友抢一辆三轮自行车……她这个人生性有些混沌,大院里的粗放的生活到底也会有作用,对什么都不大上心,人说有“糊涂福”的那类。她母亲带着她,还有抱在手里的妹妹,再加一个保姆,由机关总务部门的职员带了来看房子。母亲还是部队观念,以为和行军途中号房子的意思差不多,随时都可能开拔,事实上也是,她父亲不还在军区吗?母亲只要了一大间和一小间,是将一层楼面破开来的,于是,厨房和厕所都需公用。不想,这一住就再没走,直到她父亲也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一家人一径住了下来。这样就可知道,她们家是挤住在左邻右舍中间。淮海路两旁,所住大多小康,这条弄堂也是。舒娅先全托在机关幼儿园过了两年,那生活还有些接近大院里的,相对独立,和地方上的民情民俗隔离着。七岁时上了小学,小学校就分散在弄口沿街的民居里,从这时起,舒娅便完全融进了弄堂的生活。

她开始学说上海话,一学即会。小孩子学语言都快,但总也有个人的条件问题,像她妹妹就不行,上海话没学好,还弄得有些大舌头。舒娅属于那种感官反应敏捷的孩子,学什么像什么。她说上海话像炒豆一样,又轻又快,很快就变得饶舌。她还学会了和小朋友手勾手地去小烟纸店买零食吃,那种滚了甘草,用桔梗还是萝卜条制成的东西,含在嘴里,酸、咸、苦、涩,混成一团,再洇染开来,那味道说不上好还是坏,就是有一股子促狭。弄堂里的女孩子,大凡是这种东西喂成的性子,她们再豪爽的人,都有些促狭呢!只要看看她们闹的小别扭就知道。舒娅挺能兴是非,一会儿和这个好,一同说那个的坏处,一会儿和那个好,数落这个的坏,就和海鸥厌弃的南京妹妹们一样。市井里的孩子其实都差不多,差的那一点是作派,作派这事情怎么说?就这么说吧,舒娅搬口舌,舒娅也唱“FALLING DOWN FALLINGDOWN,LONDON BRIDGE‘S FALLING DOWN”,当然,是唱成“马林当,马林当,大家都来马林当”。总之,舒娅多少学得俗了,被母亲骂,骂什么呢?骂她像“老百姓”。这骂名不大妥当,却说明问题。骂归骂,她依然兴兴头头的,学习成绩中不溜,方才说过,她不是个上心的孩子,还有点缺脑子,可凭她活跃的性格却在学校挺受注意,少年宫欢迎外宾让她去参加,合唱队也有她的份,少先队里担任了小队长的职务。到了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这些社会业绩全派不上用处了。她在学校里的影响,又难免造成假象,所填志愿就偏高了,结果落到眼下这所区级中学。自然要受母亲骂,流了一通眼泪,你以为她很痛心,一转脸,和同学参观新校园去了。中学离家有十五分钟路途,单是这点就让她喜欢上了,穿过大半个街区去和来,上学变得很郑重,有些走进社会的意思。中学的同学,来自更宽的范围,不像小学,根据地段划分,多是一条马路,甚至一条弄堂的,而现在,几乎遍及一个区,她的社交面也更广阔了。

中学里的同学与小学里的果然不同,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形貌上会有些接近,气质也会接近,因为是人生第一批同道,就像同一个草窝里孵出的鸡雏。所以,到了中学,遇到其他街区的孩子,总有生疏感。但舒娅适应力很强,她很快越过隔阂,交到了新朋友。她随这些新朋友去到她们的家,她们家所在的弄堂和房屋,也是另一种格式。其中有一个同学,住在一条庞大的弄堂里,支弄繁多。她跟随走进去,左弯右拐,再上楼梯,也是左弯右拐,最终走入房间。推开窗户,窗下是一片空地,摆着餐桌,树枝上挂着彩色小灯泡,是一家西餐社的露天餐座,她和父母、妹妹来过。这时未到夜晚,餐桌上没铺桌布,灯泡也没点亮,看上去很不相同。舒娅有一时的怔忡,她其实走入了这座城市的腹地。但她是个没有自觉性的人,意识不到这个。她只是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新同学倾倒。当然,接下来的还是那一套,龃龉,生隙,重新组合,再和解。因年龄增长事态会比小学里严重一些,但也并不是说就有了多少严肃性,依然是鸡毛蒜皮的原委,心思却是少女的心思了,要曲折许多。她就义变得更俗了一些。她们的财政情况不允许她们去拍明星照,只能到哪条小马路上的小照相馆,拍半寸的“咪咪照”,互相换了衣服拍;她们用玻璃丝编织小金鱼,牵牛花,挂在钥匙链和塑料钱包上;她们的口味也变得“淑女”了,不再光顾弄口的烟纸店,而是到老字号“采芝村”,话梅对于她们也是太昂贵,恰好,市面上好像专门针对她们这些小大人的钱袋,推出一种名叫“话李”的腌梅子,形状,口味,包装,都与话梅相仿,价格却便宜一半还多;她们中间还盛传一个消息,在某某旧货商店,一对长过一米的辫子可换一辆自行车……她们正在从小孩长成少女,在一个庞杂的市民社会里,多少有些长成了小妇人,纤巧优稚的小妇人。市井中某一种成分是合乎女性特质的,那就是它的琐细,栽培出一种街头巷尾的妩媚,既不是深藏,也不是彰显,可爱可亲,却不可及——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了。

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学生分成两派。和所有大革命一样,一是保皇派,一是造反派。“保”和“反”的所谓“皇权”,不过是学校的校长,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长。舒娅本来是参加造反派的,但回家同母亲一说起,母亲即表示反对。舒娅要和母亲辩论,可她哪是对手!母亲是抗战末期从上海去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女学生,读过中学,受过党的教育,读来的书帮助她理解革命,正好到教条主义这一阶段,文艺兵的那点浪漫气质,又正够浇灌她的理想主义。舒娅的性格其实多少是承袭她,肤浅,但是热情。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样,意志坚强的母亲,女儿往往是没什么主见的,所以,没经过几个回合,舒娅就心悦诚服,退出造反派,转人保皇派。不久,形势明朗,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不用说,舒娅站错了队。回家和母亲吵一场,一赌气,做了逍遥派。其时,大串联开始,她与几个同学相邀,去北京见毛主席。因生怕母亲阻拦,没敢说,硬从保姆,一个扬州女人那里讨得两块钱,留下一张字条,走了。与她相邀的同学都是逍遥派的,对革命并无兴趣,只是想趁了串联,免费出去玩。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她们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干净和人少的火车上,结果是短途慢车,几乎十分钟停一站,整整一夜,天亮时方才到杭州。杭州的大街小巷壅塞着串联的学生,尤其是北路上的学生,穿着大多黯淡,这座江南城市不由变得粗砺了。但西湖总是妖娆,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季节,就好像世外桃源。她们住在动物园附近一所-中学里,每天一早出发,往各个景点去,一玩就是一天。读书时候,要受学校和家里的拘束,哪里能这般自由自在。大串联时节,正就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只要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即可去往定点食堂吃饭。食堂的大锅饭,当然谈不上什么口味,像她们都是养刁的舌头,不几日便觉得寡淡无味,想着找贴补。再有,著名的小吃也总要品尝品尝,不枉来一次人间天堂杭州。要知道,她们是上海的女生,来自享乐主义的世界。那享乐倒也不是山珍海味,宝马香车的奢华,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经过提炼,就有着对物质的精到理解。于是,她们时不时地吃一碗桂花藕粉,或者三鲜小馄饨,买一包小核桃,甚至,很舍得地在奎元馆吃了一次片儿川——她们立即吃出这面好就好在小锅下出的,所以爽口。就这样,她们的钱袋消了下去,同时呢,很难免的,四人之间也生出些龃龉。不外是些生活小事,比如睡地铺,准占了好位置,谁又挑了好被褥;比如,谁的脏衣服不及时洗,随便地一塞,却塞到人家枕头底下;再比如谁和外校的学生说话太随便,引起人家侧目……然后再将彼此的不满互相交流,结果四个人倒分有三派。以舒娅混沌的性格本来是和哪一派都可,但就在财政紧张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一名女生来向舒娅借钱,舒娅想也没想就将最后的五角钱交了出去,过后,另一名女生便来告诉,借钱的女生拿了舒娅的钱,买了一个火腿面包,独自享用了。趁舒娅的气头,那女生建议拆伙,说她的婊孃在宁波,她们可以去那里玩。那两个呢,一个已经想家要回上海,另一个也去向未定。舒娅还没玩够,当然就跟了那同学去到宁波。到此,她们离开上海整整一周。

她们两个在宁波又待了一周。在宁波,她们就住在那同学的孃孃家,一条巷子里的一幢二层木板房。婊婊家有两个男孩子,都比她们年幼,对她们很尊崇的态度,尤其要对舒娅多看几眼。后来发现,她们进来出去的,多有邻里的大人小孩看舒娅,牵连得婊婊也要看舒娅了。和隔壁邻舍相熟以后,才知道,大家都在传,说舒娅是演电影的。演的那部电影就是在桐乡的新市镇拍的,里面有个巧手妈妈,巧手妈妈的女儿,就是舒娅扮的。舒娅否认,隔壁女孩半信半疑的,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隔天到她表姐家找来一本这个名叫《蚕花姑娘》的电影连环画,翻出巧手妈妈女儿的那几页,舒娅一看果然很像自己。那表姐也一起跟过来,看不见真正电影上的人,看见和电影上很像的人,也很满意似的。连婊孃都有这种心情,喜欢一左一右带两个上海小姑娘出去。舒娅,以及她的同学这时才发现,原来舒娅是个漂亮的女生。舒娅原本是黄渣渣的肤色,眉眼很淡,人又瘦,像一根芦柴,并不起眼,可不知觉中,皮肤有了光泽,变得透亮,眉眼添了颜色,就像墨描的,身材也有了曲线。人呢,到底长大了,心里面存了些心事似地,生出几分沉静,有了少女的情致。

宁波这地方,其实有些上海草根的意思。到了宁波,就好像又向上海的腹地深了一步。舒娅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意识,但她亦有自己的新发现。她家隔壁一家人就是宁波原籍,小学和中学都有宁波籍的同学,这些人家颇有些相近的地方,比如,家什用物,那种红木雕花带帐架大床,他们叫作“眠床”的,那种涂漆带盖的“荸荠篮”。家中的气味也差不多,常有一股腥和酱的气味。尤其他们说话,别有一路风趣。现在,她来到了它们的源头。这里人家,多有“眠床”,腥和酱的气味来自于成鲞和蟹酱,充耳都是爽利豁辣的宁波话,形形种种,合成一股子热闹劲,将人团得紧紧的。舒娅外表是个娴淑的少女了,内心依然是简单的,还是孩子的头脑,喜欢人多,喜欢说话,喜欢笑,总之,喜欢快活,宁波人的性格,挺对她的胃口。等回到上海,母亲发现她连说话都有乡俚气了,同时呢,也发现她长成了个好看的大姑娘。

在舒娅他们家的楼上,住着一户殷实人家。祖父曾经是洋行职员,现已退休,老人作派洋式,拄“斯迪克”,抽雪茄,那股辛甜交加的雪茄烟味从楼上弥漫下来,四处都是。祖母一直做主妇,气度也很不凡。织锦缎的夹袄,毛料裤,冬天抱一个热水袋,夏天一柄羽毛扇。有时会下楼来,却不下到底,站在楼梯口转弯处,向下望着。楼底下的两户,一是舒娅家,一是那宁波籍邻居,都没有关门的习惯,大敞着,那家的祖母便将两家的起居活动尽收眼底。她静静地立在那里,好像等待有人邀请她下去坐一坐,可是谁配作这样的邀请?她是如此的威仪。底楼两家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只有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还有保姆们。舒娅家的扬州保姆曾发出过邀请,可她矜持地一笑,没下来,反是转过身上去了。她大概是要有三邀四邀才可屈尊,可舒娅家的扬州保姆不是一般的保姆,她是见过世面的,亦很有尊严。于是,那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下楼来了。这家也有一个小孩子,年龄在舒娅与妹妹舒拉之间,因是独女,平素十分寂寞,也常到楼梯拐弯处站了,望着底下的房间。但她不像她祖母那么矜持,只要舒娅一招手,立刻飞也似地跑下去,毫不掩饰迫切之情。无奈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响起祖母的叫声。她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跑上去,回到楼梯拐弯处,巴巴地向下看,然后再伺机飞奔下来。这是小时候,长大以后,她祖母不怎么干涉了,却都开始作态,变得很矜持,有时见面甚至装不看见,话也不说地擦肩过去。但另有一些时候,似乎什么机关打开了,又相熟得不得了。舒娅从宁波回来,她们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交好的状态,那女孩似有无穷的话要与舒娅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她告诉舒娅她祖母说,舒娅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第二件是,弄堂口贴了一张告示,让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去街道登记——所以,她的小叔叔和舒娅的爸爸也都要去登记了。

舒娅来不及去想,那女孩的小叔叔,一个缄默的无业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右派,就够她伤脑筋的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去找母亲问,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母亲。母亲早就想告诉舒娅父亲的底细,可是见她兴兴头头的,没机会开口,现在好了,免了她开口,舒娅就知道了。母亲先是点头,然后安慰道,一九六○年时,父亲的右派已经摘帽。但是这并没有让舒娅好过多少,她向来自恃“红五类”,血统纯正,即使“摘帽右派”这名字在她也是耻辱的。她痛心地哭了一场,哭罢,黯然地褪下红卫兵袖章——虽然做了逍遥派,但她依然是红卫兵,一个没有派别的红卫兵。这个动作又让她掉了几颗眼泪,却不像先前那么绝望,而是奇怪地感到一种满意,满意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满意她是忧伤的。就这样,舒娅结束了她的政治生涯。而母亲,却忧上心头。她暗暗地注意女儿的动向,当然不是怕女儿会有什么想不开的,这点她绝对放心,这孩子缺乏强烈的个性,她曾经对此不够满意,但现在倒觉得安全了。她怕的是,舒娅会像许多儿女所做的那样,与父亲划分界线。方才说过,母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多少有一些自由思想,也正是这点自由思想将她从教条主义里面扳回了一点,有了些微的人情之常。在反右时候,她没有听从组织劝告,与右派丈夫离婚,就是这人情之常作祟。她重视她的家庭。现在,她担心舒娅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宣布合家前往龙华公园游玩。临到出门,舒娅说不想去了。母亲先没说什么,与父亲领了舒拉径直走了,走到弄口忽一个转身,返回家中。舒娅正坐在窗下看一本小说书,母亲几乎是青着脸,干着喉咙,说:爸爸的问题已有过结论,现在正接受组织重新审查,暂时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所以,你还没有到需要表态的时候!这气氛在家人中间是过于严重了,舒娅说是在大革命中沉浮,其实和课外活动差不多,哪里见过这阵势,当即放下小说,老实跟在母亲身后,一同往公园去了。这是个阴霾很重的天气,景物都显得萧条,人呢,都有心事,脸色沉郁。公园平坦坦的,没有什么风物,只是兀自立了一具名为“红岩石”的陡石,表示着对革命传统的纪念。另还有几块草坪,草皮枯黄而且稀疏。他们一家四口,也谈不上游兴,甚至是百无聊赖的。母亲则不同,她姿态轩昂,迈着很大的步子,走得风快,其余几个只得加快速度。看上去不像出游,而像是受检阅,以一个完整家庭的队列,经过世人的观礼台。此时,母亲分不出心去注意,身后的这一列人里面,舒娅显得多么的不入调。她已经是一个少女,不合适与父母,以及未成年弟妹出行,且是去这么个乏味的公园。在生长的这一个阶段上,家人都配不上她,简直要辱没她了,因都是俗人,而她,就像天仙下凡。

好了,当小兔子他们认识舒娅的时候,照他们的说法,舒娅也是个“小市民”了。舒娅呢,很微妙地,自从与那一伙人结识后,有意无意地想回到她的家庭背景里去。她开始说普通话;在家里寻找旧军服,竞也找到一件,两个口袋的列兵服,腰身肥大无比;她还夸张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可是,显然无济于事。小兔子他们第一次上门,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舒娅家的扬州阿姨和妹妹舒拉坐在门口剥豆,见舒娅带一拨人回来,舒拉很不给面子地叫舒娅一起剥豆。舒娅不理会,舒拉就在身后很凶地吵。豆蔻年华的女生,有一个半大的妹妹总是麻烦,她们看着姐姐焕然一新,由不得妒火中烧。舒拉和舒娅性格完全不同,不那么好说话,而是有些乖戾。生性疏阔的姐姐往往会有这样的妹妹,专门欺负她,和她作对。这一拨人,好笑地看着舒拉。小兔子没说什么,七月呢,朝舒拉一瞪眼,要将她吓回去的意思,可那只是一霎,接下去是更凶猛的吵。此时,南昌一牵嘴角,说道:真是小市民!自从与小兔子交上朋友,南昌的心情轻松许多,变得比较多话,但是沉郁的性格还在起作用,那就是他出语尖刻。他的这句话,让舒娅和舒拉都满脸通红,舒娅转身将房门带上,可是不一会儿,舒拉推门进来,拖把椅子坐在一边。你又不能赶她走,这也是她的家。

父母内心本来准备舒拉是个男孩,有意无意地就当她男孩。舒拉这名字原是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中的弟弟,是男孩的名字。穿扮上也是舒娅留长发,舒拉则是齐额的短发;舒娅穿红,舒拉总是穿绿;玩的呢,也是舒娅玩娃娃,串珠子,绣十字花,舒拉则有一把弓箭,一部电动汽车,还有一把铲和一个桶,专在公园的沙坑里掘沙子玩。就好像合着大人的心思,舒娅细眉淡眼,纤巧的鹅蛋脸,舒拉却有着鲜明的轮廓——这样的脸型,幼小时总会比较抢眼,但长到某一个阶段,因各部位都很特出,于是,便产生冲突,破坏了协调,变得不好看了。现在,舒拉就正在这不好看的当口。倘若没有姐姐的对比还好一些,可恰恰有个姐姐,抽枝发条,不由舒拉要感到自卑了。尽管父母的希望是那样,舒拉的长相,有主张的性格,都带些男孩的气质,可事实就是事实,舒拉无疑是个女孩,甚至比姐姐舒娅更是个女孩,她心思绵密。就这样,舒拉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紧张的关系,使她处在一种焦虑之中。此时,坐在一边的舒拉,蹙眉噘嘴,手撑在膝边,肩膀杠起着,背带裤的裤腿短了,吊在脚踝以上两公分,袜子则褪下去,有一半蜷在脚心。头发是终于挣来的自主权,留长了,勉强扎起两把,厚厚的额发扎不进去,披到眉下,头路也没分齐,曲里拐弯着。她竖起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可是有谁会注意她呢?在那个年龄里,四岁的差距简直是一道沟壑,划开了两个时代。

舒拉坐在人圈外头,他们围方桌侃侃而谈,谈时事,谈政治,谈“文革”轶事,谈到机密处,四周看看,对舒娅说:让你妹妹走开。舒娅晓得对妹妹不能来硬的,哄她说:你出去,我给你两角钱。舒拉立刻瞪大眼睛,警觉地问:妈妈给你钱了?人们便哄笑,南昌从鼻子里哼一声:小市民!舒娅就红了脸。舒拉恼怒地瞪着南昌,她恨这个人,恨他的傲慢,称她们“小市民”,是对她们,尤其是对她的严重侮辱。就像方才说的,父母无意中当她男孩,鼓励她性格中某些属男孩的气质:朴素,勇敢,慷慨……其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也让舒拉避免了小女儿趣味,舒娅或多或少有着些的脂粉气,在舒拉是一点也没有。所以,她对姐姐和姐姐同学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羡嫉她们的长成,另一方面又蔑视她们的作派,觉得俗。原先,她并不知道有“小市民”这种说法,现在知道了,觉得再恰当不过,正是她想表达的意思,可是,她不应该算在此列呀!她应该和他们属一类的。令她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是姐姐的朋友。事情就这么颠倒了,让舒拉怎么想得通呢?有一次,南昌从座上起身去厕所,经过舒拉身边时,朝她挤挤眼。应该说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但也不能安慰舒拉,因是将她当小孩子,而她觉得,她比姐姐她们更理解他们,更能够与他们对话,无奈他们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还有让舒拉气恼的是,她们家的扬州阿姨也要来凑热闹,就坐在她边上的床沿,叠衣服或者做针线。看起来,她们俩就像是一伙的,更增添了“小市民”的气息。舒拉几次让她走开,她的回答是:你问你妈妈去,她让不让我走!而且,扬州阿姨的态度远远要比舒拉来得坦然,她不仅是听,还不时要插进嘴去,问这问那,弄得舒娅都要递白眼。令舒拉更加不满,他们并不反感扬州阿姨的插言,甚至,和她对嘴对得挺来劲的。他们以很诚恳的表情同意扬州阿姨的疑问,然后请教她的意见。扬州阿姨呢,也老大不客气地,发表她的见闻,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街谈巷议。这一回,他们却流露出真正的兴趣,轮到他们问这问那了。扬州阿姨几乎成了中心,舒拉怎能忍得下去!她止不住地要去打岔,与扬州阿姨吵嘴,将局面搞得很乱。他们开始嫌她烦了,越过舒娅,直接呵斥她,要她住嘴。舒拉眼里含了一包泪,带着哭腔与他们吵,心里绝望得要命,破罐破摔地,反正自己再也讨不到他们喜欢了。这样闹了几场,他们就将聚会的地点转移了,离开舒娅家,家中又剩下舒拉自己,和扬州阿姨面面相觑。

舒拉比舒娅小四岁,这样的距离正好够舒娅每一步走在舒拉前面。以她激烈的性子,是感到不公平——姐姐上小学,她只能去幼儿园;姐姐隆重地过十岁生日,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等她好不容易熬到十岁生日,正逢文化大革命,大人们都没心思,潦草打发了;此时姐姐已经是中学生,她还在小学里;眼看她临近中考,学校又停课了;文化大革命吧,小学生不能参加;小学终于也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却正逢复课闹革命……这就已经不是她和姐姐之间的事了,好像是和时代之间,那就没法怄气了。其实呢,是成长的事,是舒拉特别的渴望长大。就因为这,舒拉给自己的成长造成了许多困难。她没有同年龄的伙伴,同龄的伙伴统看不上她的眼,觉着他们幼稚。这只是她的看法,实际上,她可能比她的同龄人心智更不成熟,因是违背自然,不能顺畅发展。她就很孤寂,这孤寂促使她更加感到不公平。所以,她永远无法享受她的年龄里的时间,尽是不高兴了。就在这种孤寂之中,她的又一项功能则兀自发达着,那就是思想。在她这个年龄,说“思想”两个字大约是可笑的,可事实真就是,舒拉的思想能力,摆脱了身心限制,呈孤立状态,突飞猛涨。这也是令人苦恼的,怎么说?简单说吧,她有着发达的思想,可是,想什么呢?就好像利器在身,却没什么可供切割的,弄不好,还会伤自己。她还小,还没开始生活,思想却已经预先工作。

她曾经将一整本马恩列斯语录抄写在笔记本上,她连字都写不端正呢!这些断章取义的字句,她抄时都是懂的,可过后却一无印象。她在弄前的马路上走来走去,有发传单的红卫兵急急地经过,都不会发给她一张。偶尔,不知是哪一位革命者登上高楼,于是从楼顶飘飘摇摇洒落一阵子纸片儿。她奋力追逐,抢夺来一张半张,那薄脆的红绿纸上油印的钢板刻字,看起来就更不得要领了。她很珍惜地将这些传单收藏起来,也有薄薄的一叠了。还有一回,她尾随几名男生去往各处看大字报。就像她觉得姐姐她们“俗”一样,她觉得凡女生都免不了“俗”,她自己,当然也是女生,可她不是同别人不一样吗?她宁可与男生交往,因觉得男生的世界是大的。可同年龄的男生甚至显得比女生还幼小,再说,学校里严格地划分男女生,她根本无法和他们说话。那一回,她听男生们商量去看大字报,便远远地跟着去了。说起来都怕人不信,仅过一条横街,舒拉都要迷路的。她就像人们形容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家里大人管她管得很严,在姐姐底下,她永远是小的,所以这种管束就没了期限。她决不能单独穿过马路,她晚上决不能出门,她不能收受别人东西,甚至于,她的零用钱由姐姐代管。她相距十来米地跟在男生后面,在她看起来已经走得很远,街道完全陌生了,可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走。她心里害怕,与他们的距离越缩越近,其实他们早已经发现她的尾随,可他们不是害羞吗?还有意加快速度,好摆脱她。大街上就出现一人追,数人逃的情景。最后,他们进了一所院落,院内一幢小楼,里外都张贴了大字报。舒拉惊魂未定,又怕被他们甩掉,找不到回家的路,墨汁淋漓的大字从眼前过去,不晓得写的是什么。等她心神稍安,有几幅古怪的画,约略进了眼睑,却更加不懂——一颗绿色的太阳,底下有一立一背两个人,立着的是小孩,背着的却是大人,题字为“西边出了个绿太阳,我背爸爸去买糖”……暮色将至时她终于回到家中,当她看见熟悉的街景,不由奔跑起来,差一点撞上一辆自行车,骑车人斥骂道:小姑娘寻死啊!经过这场历险,舒拉再不敢尝试别的,她只能坐在家中,面对四壁苦思冥想。

无论舒拉怎么看不上舒娅,有些事情还是得靠舒娅。比如,舒娅能够搞到批判电影的票。电影院在革命之初沉寂了一段,又开始放映电影,是以批判的名义,这可是上海市民最踊跃参加的革命了。通常都是团体组织包场,但总是会有散票遗漏出去。舒娅就有办法弄到票子。当然,她总是要与她的伙伴分享。在母亲的干预下,她也带舒拉去过几回。可是终于有一次,舒拉被拦住,不让进场,因为她显然是个孩子。舒拉愤怒地冲着检票员喊:革命不分年龄!人家根本不理她,只得一个人悻悻回家。舒娅还带舒拉去文化广场参加批判大会,这一回,舒娅也没有票,但可以混呀!因门口的秩序总是混乱的,趁着乱一拥而入。她们冲进去过一回,舒拉一下子被震慑住了。人海上面,是红旗的海洋,再是口号声浪此起彼伏,发言人言辞锐利,情绪激奋。但时间长了,终有些单调,舒拉绷得很紧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有一阵,她似乎迷糊了。可是这时候,又有另一种气氛激动了她,那就是天已向晚。离地面很高,直抵穹顶的窗户外面,天空沉暗下来。会场里灯火通明,更显出了夜色。多么不寻常呀!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场面的恢宏,再一次感染她。人和旗帜的颜色都带了一种暖色调,由这色调舒拉联想起外面的街道,楼房,弄堂——那是无尽伸延的阡陌,铺开在酱黄的路灯下,她忽有些鼻酸。但第二次冲会场就没那么幸运,门口由纠察队手挽手地连成围墙,顶住企图拥入会场的人群,其中就有舒娅舒拉。这一回,舒拉喊的是“革命不要门票”,同样无济于事,也是悻悻回家。这就是舒娅向舒拉输入的革命。

和任何革命的输入一样,舒娅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捎来了历史的“垃圾”,那就是书!这些书一半是从抄家物资中流散出来的,另一半则是来自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因此,上面或是盖着图书馆的公章,或是私人的藏书章。也有些是没了封面,甚至只剩下大半本,那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拾来的。总之,都是“破四旧”的那个“旧”字。这些书显然处于飞速的流通中,它们在舒娅手里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等舒娅看完,留给舒拉的时间就更短了。有一次,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是晚上十二点才送到,第二天一早就要送走,结果是舒娅看上半夜,舒拉看下半夜。还有些书,只能从舒拉眼巴巴的眼睛里过一下,就流走了。但是,却也有几本书,似乎被舒娅她们忘记了,于是就一直留在家中,被舒拉翻来覆去地读。有一本叫作《我同时代人的故事》,封面上标明第一卷,那就说明至少还应该有第二卷;有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第一卷;再有一本没了封面,于是也无从得知书名的,故事呢,也有些枯燥,尽是二男一女在说理与申辩,虽然是谈爱,但那爱也是干枯的,不大引得起舒拉的兴味——舒拉,她已经对爱有兴味了。现在,舒娅又带来了小兔子南昌七月这伙人。可是,因为舒拉胡搅蛮缠,舒娅又将他们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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