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长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简洁与明确。
我非常欣赏自己在小城里到处游荡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后跟才会产生。虽然我居住在此已经很久，可我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脚步声的纯洁。在街上世俗的声响里，我的脚步声不会变质。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他会用他粗俗的手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逼我打开临河平房的门。他会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离开的时候，他会接连打上三个喷嚏，喷嚏便永久占居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满蚊香，也无法熏走它们。不久之后，他会带来几个身上散发着厨房里那种庸俗气息的人。这些人也许不会打喷嚏，但他们满嘴都是细菌。他们大声说话大声嬉笑时，便在用细菌粉刷我的寓所了。那时候我不仅感到被占有，而且还被出卖了。
因此我现在更喜欢在夜间出去游荡，这倒不是我怀疑自己拒绝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让我安全地感到自己游离于众人之外。我已经研究了住宅区所有的窗帘，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窗帘将我与他人隔离。但是危险依然存在，隔离并不是强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放弃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间观察那些窗帘的。那时候背后的灯光将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测，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动时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现无数次雪花飘扬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时候是静止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它们的光芒。尽管灯光的变化，与窗帘无比丰富的色彩图案干扰了我的考察。但当我最后简化掉灯光和色彩图案后，我便发现这种光芒与一条盘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无二致。自从这个发现后，在我每次走入住宅区时，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条蛇的目光之中。在这个发现之后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向我走了过来。她走来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出现缺陷，或者更为完美。总而言之，她的到来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比如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卧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或者我睡的那张床不翼而飞了。
事实上，我与外乡人相识已经很久了。外乡人来自一个长满青草的地方，这是我从他身上静脉的形状来判断的。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热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肤使人想起刚刚剥去树皮的树干。于是我看到他皮肤下的静脉像青草一样生长得十分茂盛。
我已经很难记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外乡人的，只是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细细回想一下，我是能够记起那一日天空的颜色和树木上知了的叫声。外乡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让我赞叹不已。外乡人是属于让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桥洞里那副安详无比的模样，使我向他走去。在我还离他十米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去敲我长方形的门，他不会发现我的床可以睡觉可以做梦，我的椅子他也同样不会有兴趣。我向他走去时知道将会出现交谈的结局，但我明白这种交谈的性质，它与一个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个正在点煤球炉男人的交谈截然不同。因此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出于谨慎，我一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到了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有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正，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般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不。”外乡人摆了摆，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沉重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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