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一亩六分地、一张犁、一架耧、一头牛，加入了人民公社。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院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截了信子的鞭炮。莫言误把没截信的鞭炮抢在手里，一声响亮，虎口震裂，龇牙咧嘴，活该活该。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蓦然涌上心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爹，心中颇为不忍。爹坐在那堆铡碎的谷草里，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我忧心忡忡地说：
“爹，您千万要想开啊……”
爹对着我，厌烦地挥了两下手。我走进阳光中，把爹留在黑暗里。互助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散发着“葵花”牌雪花膏的香气。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挂在半截牛角上。牛摆了一下头，纸花被甩落在地。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
“牛要抵人啦!”
她转身就跑，扑进我哥的怀里。我哥冷着脸将她推开，径直走到牛前，拍拍它的脑门，摸摸那根完好的角，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角。
“牛啊，你走上光明大道了，”我哥说，“欢迎你!”
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似乎是火焰，但其实是泪花。我爹的牛，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威风尽失，温顺如猫了。
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并在《红灯记》中扮演了王连举。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你这个叛徒”时，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入社，是对爹的背叛。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
“把我吊到大杏树上吧!”
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社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县的典型，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县的典型，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先是他与我姐日夜企盼着的小常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不久后又传来小常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的消息。小常一倒，我哥的靠山就倒了。
清明过后，东风渐起，阳光和暖，阳气上升，向阳处的积雪融化殆尽，道路翻浆，遍地泥泞。河边的柳树开始泛绿，院子里那棵大杏树上，也显出了花的微弱信息。在这些日子里，我哥焦躁不安，如同一只关进笼中的豹子，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杏树上那个木板高台，是他停留最多的地方。他站在那上边，依靠着黑色的树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因为过量吸烟得了喉炎，便不停地咳嗽，清理喉咙，并毫无教养地往树下吐痰，犹如一摊摊鸟屎从天而降。我哥的目光，迷茫而空洞；我哥的神情，寂寞而惆怅；我哥的处境，孤独而可怜。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我哥的处境愈加艰难，他还想继续排演他的革命大戏，但群众已经不听指挥。几个出身赤贫的老农，对着呆在杏树上抽烟的我哥说：
“金龙司令，您是不是该安排一下农活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工人闹革命，国家发工资；农民要活命，只能靠种地啊!”
说话间，就见我爹挑着两箩筐牛粪，从大门口走出去。新鲜的粪味儿，在初春的天气里让农民们精神振奋。
“种地也要种革命的地，不能只顾埋头生产、不看革命路线!”我哥将嘴角的烟头吐掉，从杏树上一跃而下，落地时没有站牢，狠狠地跌了一跤。老农们上前将他扶起来，他龇牙咧嘴，推开那些老人的手，说，“我马上去公社革委会接受指示，你们都静候着，不要轻举妄动。”
我哥换上了一双高筒雨靴，准备蹬着泥浆路去公社。行前，他站在大院墙外那个临时厕所里小解，与正在那里的杨七不期而遇。因为那批羊皮袄的事，杨七与我哥结下了仇，但表面上，杨七还是笑嘻嘻的。
“西门司令官，这是去哪里?看您这打扮，不像红卫兵，倒像日本宪兵。”杨七笑嘻嘻地问我哥。
我哥捏着生殖器，抖着，鼻孔里嗤哼了一声，表示他对杨七的极端蔑视。杨七依旧笑嘻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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