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吗?”
“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
“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搁了。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一眼。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
“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
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咱们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起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缘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一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也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作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杜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不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平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杜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菜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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