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
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操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阴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干部，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干部，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做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点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身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
出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口罩，其实是一个恐慌到来的信号。
文章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很好读。一时间被许多网站转去。
达摩在网络上是个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出，转载率点击率总是很高。就像那些当红大腕演的影视剧，票房收视率总是很高一样。只是达摩没换来钱，只换来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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