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挨到出发的那天，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又暴烈起来。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却又暴烈起来。但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镇里出动了一辆老式的嘎斯六九来送我。那是一种八座的苏联车。当年，在哈拉努里，算得上是辆好车了。发动车的时候，初冬的早晨天色俨然还黑得很。保密室的窗户子也黑得很。整个机关，除了协理员“大叔”，再无别人来送行。最后关上车门前的那一刹那，我再度探出多半个身子去看了看保密室的窗口。我希望它此刻能奇迹般地亮一下，但是，奇迹终究没出现。没出现就没出现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用力握了一下“大叔”的手，断然命令司机：“走人。”这一路，果然遭罪，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得多。车到西坝河子，人没颠垮，车彻底不行了。司机说，油路堵了，再发动不了了，找个马爬犁送你吧。我差一点跟他嚷嚷起来。前边足足还有七十来公里。而这时已是下午时分。风的吼叫和雪的劈头盖脸全都一阵猛似一阵。在这样的天气里，让我靠四条腿的马，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三五零八？万一在这茫茫大沙窝的风雪黑夜天里迷了路，那后果就更难料了。再说在这荒天野地里，上哪儿找马爬犁？谁会准备好了马和爬犁子，在这儿候着你？而天黑前必须赶到三五零八，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
哈拉努里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老油子，根本不屑于跟我干嘴仗，只是猫腰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件油了吧唧的军皮大衣，往自己身上一裹，便深一脚浅一脚，冲着不远也不近的一片次生胡杨林，在头里走开了。我只得赶紧跟上。我不能在这严冬的荒野傍晚，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再也发动不着的车子里。没料想，居然在这片不大点儿的林子里还真找到一个马爬犁站。十来个胖瘦高矮不一的车夫，挤在一幢低矮宽敞的大土房子里，围坐在火墙跟前，默默地卷着各自的莫合烟，并在火炉盖上啪啪地爆着共同的苞谷豆。等雇下个壮实汉子，赶着辆大爬犁回到那辆破嘎斯六九跟前，再把我的行李卸到爬犁子上，继续往三五零八赶去，已快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我认定是这个司机懒得再跟我一块儿遭罪，才故意搞的这鬼。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车恰好坏在爬犁站跟前？临分手时，我都没稀罕再跟这老油子打声招呼，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即便这样，赶到三五零八，也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几十公里路走下来，真把我冻惨烈了。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找不着感觉，甚至都不知道冷了。最后，我直想笑，直想好好地睡他一觉。我甚至认为这世界已经跟我完全没一点关系了，心里特别轻松，合上眼，蜷曲起腿，伸出双手，紧抱住自己，整个人飘飘然地，真有一种驾鹤仙游的感觉，特别特别舒坦。但突然间，我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冻死的人都是在一种充分解脱的恬静中睡过去的，脸上无一不带着轻松的笑容。想到“死”，我赶紧睁开眼，猛地一抽搐，就有泪水拼命往外迸溅……接着便哆嗦开了；接着，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后脊梁上，又能感觉爬犁的颠簸，又能听到车夫的喘息，喘息声里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劣酒的辣味儿和马汗的骚臭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还活着。活着，真好。
啊，真好，活着，真他妈的好！！
最后，我是像个冰砣子似的，被四五条大汉从马爬犁子上抬进兵站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兵站里居然聚集了大小一二十个官员，正焦急万分地“恭候”我的到来。其中果然就包括宋振和这小子。进了有火的屋子，整个冻僵了的身子居然没一点感觉。那些人先往一张大长桌子上铺一条很粗糙但又很厚实的毡毯，然后三下五除二，把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子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紧爬起。一睁眼，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子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出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部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高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出，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核实，直接找到这位姓高的老场长。但他矢口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出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核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高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乱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抽屉，取出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毛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道。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
“不了解情况，先莫瞎嚷嚷底咧。事情有恁简单，还要花这工夫，召集恁些人，上这鬼地方来开这秘密会咧？”张书记笑笑道。他一直在用搓得很细很长的一根纸捻子，来回擦拭
着他的那个烟嘴子中的烟道。他那个烟嘴子倒是个好东西，看样子是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的。嘴头子上还加了个黄灿灿的铜箍。只是他烟抽得太厉害，那条烟道里常腻满了烟油，必须得经常擦拭。
冈古拉的这位高场长，我也曾有过耳闻，是个老资格，打过仗，曾经是个战斗英雄，转业到冈古拉以后，又多次被省地县各级评为劳模，还被某个部口树为全国性的先进人物。早些年，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造成过一定影响。虽然这些年，再评劳模时，他已经落选了，但在他家大屋的正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中央领导合影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扁扁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长。几千个英模排列在上头，每个人的脸只有大米粒儿那般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没有完全搞清搞准情况前，当然是不能轻易地说撤就撤的。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一个人去“摸清情况”。而这个人，就是我。
“那……那……让我去当校长是假，实……实际上是要我去‘卧’……‘卧底’，搞‘情报’呐？”霎时间，我便觉得唇干舌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我听说这位高场长这两年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如果他轻易地连刚退伍来的一百五十多名老兵和北京来的两名正团级护送干部都敢收拾，那我这么个小白面书生，一旦有啥闪失，他还不把我当个小鸡娃子，给随便收拾了？
“莫急。莫急。听下去。耐心点。”宋振和这小子轻轻地笑道，并伸出他那根粗大而有点发黄发褐色的手指，朝我略略地晃了晃。这小子就是这样，越是在高层领导面前，他越是沉稳，越是明慧，也越是谦和。
“‘卧底’这提法不好。‘情报’的提法也不好。我们和高福海同志之间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是人民内部的。这个政策底线，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另一位领导好像刚从党校毕业，言谈举止间还留着许多的文气，一张嘴就跟我交代政策。
“你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去摸情况哦。要比单纯摸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另一位领导说道。
“可原先说的是，让我去当校长……”我迟疑了好大一会儿，问。
那位领导笑了：“这任命依然有效啊。你还是要去当校长的啊。交给你的具体任务，和你去当校长，并不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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