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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莹后来又嫁给了葛家老大葛少临。老二叫葛少清。老三叫葛少晓。还有两个女儿叫亦嫦亦娥。“临清晓”，这三个字出自《红楼梦》。都说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葛家的老头子十五岁时就看过《红楼梦》。不到十八岁就在百老汇路上一家专做进出口生意的公司账房间里做练习生。虽说只是练习生，因为聪明能干，一旦机会到来，老板就让他正式管账。有一次老板要试试他，就偷偷地从账房间里拿走了一百块现洋。一百块，在现在人看来，不算啥。可在当时，一间中等大小的新式弄堂房子，每月的房租只有六元四角七分八厘。怀揣一块光洋，就可以带上一个朋友，随便走进哪一家馆子店，适适意意吃上一桌四菜一汤或五菜一汤的和菜，还包括酒水。五十年代五元钱就可以在北京吃一顿“全聚德”。七十年代花八十元买一张火车卧铺票，就能从上海一直睡到最遥远的乌鲁木齐。所以这整整一百元的缺口，当时真差一点把他吓昏过去。讲，不敢。赔，又不舍得，也赔不起。只好凭做账的本事，暗底里一点一点把它轧平。到年底，这一百块缺口，果然被他“妙手回春”，做得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老板惊呆了。老板害怕了。只有十七八岁，居然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过几年，本事更大了，经验更丰富了，心真的野起来，想从公司里“密”一点钞票，谁还防得住？查得出？老板不敢再用他了。客客气气请他吃了一顿饭，在一只白信封里装了两个月的薪金，就把他给辞了。
从此给他的教训：做人不能太有本事。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显得侬比人家有本事，而是让所有的人感到侬可靠。让别人觉得侬可靠，最重要。于是开始把所有的心计都用在摆平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上。也就是说，千方百计去让别人感到侬“可靠”。于是他下定决心，即使手指头被轧在门缝里了，也绝对不叫一声痛。既不要叫痛，也不要相信有谁会来帮你抚抚痛。当然也不要忘记自己曾遭受过的每一点痛楚。叫喊是无能；忘记，也是无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抚平伤痛并得到别人的信用，更是无能的无能。加倍的无能。于是咬紧牙关。于是只指望自己。于是凭着这点硬功夫，四十岁那年，他终于攒够了钞票，在静安寺附近，一个叫同钟里的弄堂里，为一家老小顶下了一幢新式里弄房子。而且还用上了抽水马桶。
葛少临有肺病，结婚最晚。他跟黄克莹结婚时，老二和老三的老婆都已经生过小人了。全部住在这幢房子里。老三夫妻两带他们的三个小囡，住二楼大房间。老二夫妻两带他们那三个小囡，住三楼小房间。老夫妻两住亭子间。黄克莹进门前，老大在楼下客堂间里搭铺。后来就跟老夫妻两对换了一下。黄克莹和老大住亭子间。老夫妻住楼下客堂间。客堂间里又用一扇屏风隔成两小间。屏风里厢是老夫妻住的地方。屏风外头摆一张八仙桌，依然是全家吃饭的地方。白天屏风收起来。到夜里再支。当时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晚上就跟老两口睡。大女儿出嫁时，小女儿偷偷地从阿姐的陪嫁里剪下一粒钮扣一小块布。藏着。以便将来自己出嫁时拿出来做证据，要二老按同等规格为她陪嫁。老二经常跟老三寻吼势（找岔儿）。因为弟弟住的房间比他大。心里挖煞（难受）。觉得老的偏心。实际上，老头子根本不管这些事。偏心的是老阿太。老三听话，娶了她娘家侄女。当然要给大房间。后来，阿太对这位侄女，甚至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好。道理很简单。侄女现在是为葛家生小人，生下的小人姓葛。而女儿是为外姓人生小人。生的小人不姓葛。其实她自己也不姓葛。但几十年来一张嘴总是这种口气：“阿拉葛家人怎么怎么……”女儿回娘家来，老娘连擦桌子布也要藏起来，怕她往婆家带；而那位侄女吃饱了早饭去文具店上班，老娘还要拼命追到弄堂口，偷偷地塞一只双酿团给她当小点心。这位侄女喜欢吃糯食，讲起话来也是糯答答嗲悠悠的。每天早上帮老阿太梳头。梳得光溜溜滑答答。老阿太精神好，每天夜里在佛龛面前念经，要念到深更半夜。这位侄女兼三媳妇就陪她到深更半夜。前年冬天，三媳妇大老远地到公馆路的“西万兴”糕团店买回来两块猪油白糖桂花年糕，放在饼干听里，夜里蒸一蒸，给老阿太当夜点心。老阿太心里老开心的，吃的时候咽得太匆忙，一团糕梗煞在喉咙管里，一口气没能回得上来，又掉了一跤，当场噎死在楼梯板上。
偏心眼的老阿太噎死以后，有气一直不敢声张的老二就联合了有病的老大和出嫁在外的那个阿姐，向老三夫妻两发难。一口咬定，是那位“侄女”为了黑吃老阿大多年积蓄下来的那点私房钱，故意要“噎死”老人的。（传说老阿太还藏有一只碧玺莲花，传说是慈禧大后的随葬品。重三十八两七钱。前清那时候，一两碧玺值到两万多元。民国以后这东西逐渐地不那么值钱了，一天大跌价。但跌到今朝，一两也要值到三四百元。扣掉中间人或拍卖行必须要拿走的那份回扣，假如真有这么一朵“莲花”在，拿出去变换成钱，也足够再买这样一幢弄堂房子了。）
全家人围牢老三夫妻，要他两交出这朵碧玺莲花。交得出，大家就还在一道太太平平过日子。不交出，对不起，这场财产方面的骨肉官司就随便怎么样也逃不脱了。到了法院，就不光要讲讲碧玺问题，还要讲讲老阿太是怎么死的问题了。论财产的“骨肉官司”可能就要变成论刑事的“人命官司”了。
都在气象局里做资料员的老三夫妻，在这爿屋头顶下过日子，多年来靠的就是老阿太的呵护。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心慌意乱只知道大哭大叫，把自己房间里所有的箱子柜于都搬出来，把所有的抽屉都开开来，让这几位哥哥姐姐阿嫂姐夫搜查；又扑到瘫在床上的老阿爹跟前，求老阿爹转过身来说一句公道话。别人不清楚。只有他清楚：老娘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藏着那么值钱的一只古董。只有他出来讲一句话，才最有份量。
但老头子就是不作声。他不想说。什么也不想说。
最后，老三被逼得没办法了，连哭带喊叫了一声：“我走。我给你们腾地方。你们要的不就是我夫妻两住的这间房子吗？给你们。统统给你们。”老三明白，啥“碧奎莲花”，啥“骨肉官司”“人命官司”，统统都是假的，要他夫妻两让出三楼这间大房间，才是真的。
老三一家搬走了。
老二夫妻两搬进了这间敞亮的大房间。在老三故意留下来的一大堆垃圾货里，他发现了一大包老鼠药。蟑螂药。
黄克莹问自己的男人：“侬是老大，又有病，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间大房间都应该让给我们这一房住才合情理。”
少临说：“算了算了。太平点。”
黄克莹又说：“我们不住，也应该让给阿爸住。”
少临瞪大了眼睛，骂道：“让给谁住；关侬啥事体？侬给我放灵清点！”
黄克莹只好躲到阳台上去咬牙齿。她不想再逼自己的男人。少临这一向疾里一直带着血丝。她知道他已经吵不动了。同时她也知道，就是没有病，少临也不会跟老二去争房子的。他住惯了眼前这间亭子间。求个太平。保住自己。他在一家琴行里做调琴师。技术不算最好。调一架琴，可拿七元到八元。但现在请他去调琴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他还要吃药治病。还要积一笔钞票，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学钢琴。这次他之所以硬下心肠帮老二去轰老三，并不是他自己想住大房间。住什么样的房间对他来说早已经无所谓了。只因为老二对他许过这样的愿，只要侬帮我这个忙，我帮侬从药房里拿药。不要侬钞票。老二在沪西一家药房里做调剂师。这种瑞士新药，专治肺痨。无论是正货还是水货，价钱都相当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假如自费吃下去，送女儿去维也纳的梦就可能永远只能是个不醒的梦了。现在他只有靠在老二身上。他太想在不花自己钞票的情况下治好这已经纠缠自己十几年的病。太想把女儿送到维也纳去。真的。虽然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老三夫妻两，但也只能如此了。（有时他这样想想，又觉得心安理得了：侬老三住大房间的辰光，也没有为我这个有病的大哥想一想嘛！为啥要我现在来可怜侬？！）
老二这个人，阴。整天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长头发从耳朵后面包下来。这一向，他一直背着自己的老板，在做自己的西药生意。（利用老板的进货销货渠道，利用老板的银行信用和在同业中的信誉，办自己的“地下药房”。）其实他在经济上已经蛮兜得转的了，完全可以独立出去公开领一张执照自己开一家药房放开手脚去赚。在住房问题上，也完全用不着跟做小职员的阿弟争老辈人留下的这间房间，完全有这个实力到外头去顶一套公寓房住住。但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这样暗做，他觉得有劲。不花自己的钱，却又能赚到别人口袋里的钱。聪明的脑袋使他常常能占到许多别人占不到的便宜，也为自己报了许多必报的“仇”。这常常使他神清气爽、踌躇满志，却也使他常常拘困于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上，而做不成真正的大场面。对付女人也是这样。他喜欢女人，但又不想破财去勾搭那些必须用钱去开路才能勾搭得到的女人。也不想费特别大的功夫，去勾搭那些特别“遥远”的女人。他觉得那样做太费精力，太不合算。所以他总是只从已经来到他身边的女人身上着手。不管她是谁。
不久，黄克莹就发现，这个老二经常在她房门口偷听偷看。那时候，少临因为肺部出现空洞（两只），已经住到澄衷疗养院去“等死”了。“等死”这说法，出自老二。他这个人讲话有时候特别恶。但有时又不能不承认他讲得特别准确。）黄克莹一个礼拜去看少临三次。有女儿要照看，不能天天去。当然，按名分，她是应该天天去的。少临隔壁病床上的人的太太就是天天去的。少临也非常希望她能天天去。但是每当克莹真的对他说，我明天还来，好吗？他总是连忙回答，不要了不要了。侬已经老辛苦了。真的老辛苦了。在家陪陪阿爸陪陪女儿吧。可是当克莹第二天真的不去了，他又怨恨，自卑，失望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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