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1 ）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2 ）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
（3 ）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与“伯”同音，所以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说种怪故事和罪案故事，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的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作琐碎浅薄的言语，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作为白话的原脉，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专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是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议逍听途说”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实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油。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人一种低俗而毫无效用的 “白”，进人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很用另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了、那种种示的语言也许隐适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症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但眼珠和头发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在晚或雨天里，三五成群的人蜷缩着身子，乐滋滋地交流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作对世道人心毫无益处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的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波黑、中东的战争说要打就还是在打。读过歌德和防斯安也夫斯基的纳粹照样子杀人，读过曹雪芹和鲁迅的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是不应该过于夸大的。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进行。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不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他窜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门，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镇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脚楼。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孩，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米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寒毛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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