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 “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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