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整天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当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汤庄离油麻地镇三里地，是一个大庄子，几千号人聚集一庄，一律汤姓。汤文甫曾是汤庄人的骄傲。一九六四年夏天，他考取了本省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当时，汤姓人家都凑了钱，作为他的路费和读书时的费用。他离家时，是全庄好几百号人敲锣打鼓将他送到油麻地镇的船码头的。汤庄人如果在某处听到有人议论汤文甫上大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汤文甫是我们汤庄的！”为了加强荣耀感，还会补上一句，“我家就住在他家后边。”但汤文甫上学还不到一年，就很丢人地被学校开除回来了。原因是他与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勾当，被班上的几个男生活活地捉住了。
我认识汤文甫是刚读初二时，而见到汤文甫却是刚进红瓦房的第二天。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小河边上刷牙，就见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肩一耸一耸地从大路上跑过来，样子像一匹缺料多日但性情十分坚韧并志在千里的瘦马。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倚在路边的—棵树干上直喘气。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细长脖子、肋骨根根的胸脯和鼻梁上架着的一副有着无数圈圈的眼镜。我的同学中有认识他的，说：“他就是汤文甫。”此后，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我天天可以看到汤文甫跑步的形象。他从汤庄出发，穿过油麻地镇，再绕油麻地中学一周，然后再照原路跑回汤庄。他锻炼得极有意志与耐心。在运动过程中，他从不与人打招呼，总是将头高昂着，将目光投向远方。有一回，我正在路边走，他跑过来了。当他从我身边跑过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呼呼”的凉风。他的喘息声沉闷而洪大，使人感到了一种积重千年的压抑。
汤文甫的生活里充斥着浓烈的霉味。他该结婚了，可找不到老婆。有愿意嫁的，但因从前学校的那个女孩比着，他便觉得那个愿嫁他的女子丑得不能再丑了。后来在远处寻到了—个，长得还有几分样子，但暗路来的消息说这女子有个爱多疑的脑病。照理说，即使汤文甫要她，也含有几分迁就的意思。但人家女方也从暗路上打听到了他的历史，坚决地提出两条要求：一、汤文甫必须改了偷嘴吃腥的毛病；二、好赖得有一份工作。这前—条好对付，嘴上保证保证就行。这第二条不大好办了。汤文甫瞄准了汤庄小学—个民办教师的空缺，先求得大队的同意，然后再去求杜长明。去时，他也和那些俗人一样，提了烟酒老母鸡之类的东西。但杜长明不太理会他，看也不看地说：“你先回去吧。”竟与别人说话去了。这个过去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就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样的伤害与蔑视，坚持着挺在那儿。这样挺了几回，杜长明说：“一个小学民办教师有什么当头！”他就当上了。但结婚并没有使他觉得生活就有了什么意义或什么意思，整个汤庄乃至整个世界都使他感到乏味。他对周围的一切，皆没有对话的兴趣，于是，他靠读书看报度日，把那本就近视的度数—日一日地扩大着。没报没书看了，他就看一本辞典，一页一页地看，吃饭看，与老婆睡觉时看，上茅房也看，看到后来，竟把那些字—个不落地都能说出来在哪一页上。他哪儿也不去，惟—使他有兴趣走动的地方便是油麻地中学。这里有几份报纸，还有一些图书，并且有汪奇涵、邵其平这样一些人可与他对话。在这种时刻，他就会忘记他至今还住着一间丈把长的小茅屋，他至今还是—个每月只拿六块多钱其他报酬是以工分计算的小学民办教师，他的老婆还是个有疑心病且又一字不识的女人，而与油麻地中学的那些教员们谈得海阔天空，一副飞流直下势不让人的样子。油麻地中学的教员颇有点忌妒他，都不承认他有学问，只承认他口才好。
但即使是“口才好”，他们也不愿变成语言说出来，只是说：“汤文甫的嘴厉害！”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般老百姓眼光里，学问这一层是全然看不到的，有等于没有，而口才却是衡量—个人有无水平、让不让人佩服的惟—标准。这些知识分子，这点小心眼儿还是有的。
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出入油麻地中学的缘故，他就听说到了我的作文写得不错。一次在路上碰到了我，他朝我点点头，“你就是那个会写作文的林冰？”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忽然一天夺权之后，在审查油麻地中学的高中录取名单时见没有我的名字，就拔出笔来将我的名字添上了，并说了一句：“这个孩子以后可能是个作家。”
被汤文甫首先鼓动起来反对杜长明的就是汤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汤庄人多数姓汤的特点，把汤姓家族史从头至尾熟读一遍，然后聚众煽动：“上下几百年，这汤家也是出了不少人才的……但自杜长明掌权以来，我们汤家就再也没出—个芝麻大的干部。就是—个小小的民办教师，我都差点跪下来求他了。我们姓汤的在何处得罪了他姓杜的，竟让他如此与我们姓汤的过不去！……”等汤庄的火点着可成为他的根据地之后，他先在小教这条线上施展了鼓动人心的才华。那小学教师，是最苦闷的—个阶层，他—站出来，马上满怀激倩地跟上来一大群。然后他把火一把一把地烧起来。那时候，不缺干柴只缺火。谁敢玩火，那火是点到哪儿，哪儿就会“劈劈啪啪”地烧起来的。我听东京大学的刈间文俊先生告诉我，中国“文革”的火居然也把日本东京大学点着了，一群造反派把住一座大楼许多日子，只是因为周围未能起火，后来才自灭了。
油麻地中学的—些师生，开始不太瞧得上汤文甫，不愿归到他的旗帜下，但不久就被他的激情、胆量、智慧与口才征服了。
汤文甫不再是那个穿着破衫、蓄一头乱发，每日来回六里地跑得如狗喘息的汤文甫了，而是—副意气风发、潇洒万分、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样子。那天，他见我与傅绍全在街头放鸽子，说：“林冰，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玩鸽子！”一时倒弄得我的心很虚弱，把—只鸽子毫无兴致地抛到了天上。
但得天下并不易。油麻地镇居然也有很多人站在杜长明一边，死死保他，形势很不明朗。杜长明说：“一个小小的汤文甫，也算个东西！”依然一副“人种”的形象，甚至比从前还更像个人种。然而大约在我初中毕业前的两个月，—场大辩论，一下子使杜长明—伙败了下来。这场大辩论，我倒是目睹了。
当时，大辩论是—种必须的形式。对峙的双方，若有一方不愿辩论，就等于承认失败了。与后来刀刃相见的武斗相比，它还算是—种很明亦很高雅的形式。就是这样—种很文明很高雅的形式，居然也能普及到很不文明亦很不高雅的油麻地镇一带的乡里，这也真是一个奇迹。
油麻地镇的这场大辩论的场地设在大礼堂里，对峙的双方面对面，各占场地一半，中间只有不到一丈的“界河”。大辩论的消息早三天就贴了海报传出去了，因此到了这一天，四面八方的人都往礼堂拥去看热闹。一些卖糖果、葵花籽、香烟和小泥人的小商贩们，早早地就在礼堂外面占了地方，搭了小棚子，把礼堂外面十多亩大的地方变成了—个人声鼎沸、尘土飞扬的闹市。
对峙的双方人数相等，并且都是选拔出来的，各为八十名。绝大部分人是进不去礼堂的。于是，礼堂的铁窗外，就像蝙蝠似的挂了许多人。不时地，还会有—个跌落下来，但很快就又有—个补缺。也有为争—道向里观望的缝隙而骂娘，甚至动手抓脸的。
辩论于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正式开始。双方都是选了又选的能言善辩的“有水平”的人。—辩论起来，还朗点唇枪舌剑的味道。杜长明一方的人，大多为中年人，其中一些是油麻地镇旧班底的，还有一些是这地方上各行各业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脸色都不错，许多还发了福，多少都有点官气，眼睛里的亮光与这地方上的一般百姓有些不同，流露出奸猾和老谋深算来。汤文甫—方，则青年人偏多，脸色都不太好，瘦弱的为大多数。杜长明一方就显得人挨人，肥厚的一大块，而汤文甫一方则显得稀疏，仿佛被大水冲刷掉了许多，清瘦的一块。但气势显然在汤文甫一方。这一方的人，皆像受了惊吓但又不畏一切强暴的瘦猴，目光里是一派挡不住的锐气。杜长明一方的能力，显然不是在言语上。这些人可能更善于将智慧用于耍弄权术、谋利治人等—些实际事务上。而汤文甫—方的优势却正在言语上。他们有清亮的喉咙，有敏捷的思维，有光泽闪闪新鲜惑世的词汇，有顺达如流的表达。
这大辩论，说到底，是一场语言的游戏，是一场语言的战争。语词的轰炸从一开始就很激烈。双方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谁先说，说什么，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因此，虽很激烈，但都很有步骤与章法。外面的人都很想听个清楚（语言也会给人快感），就冲那些闹嚷的人骂：“狗日的，声音小些！”还—个个把耳朵侧向礼堂的门窗，静了心，去等那从里面飘溢出的声音。前两个小时里，很难说谁得优势。
中华民族是—个能言善辩的民族，这—点认识，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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