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你现在所看的《走向混沌》只有小半章，要看完整版本请百度搜：总裁小说网 https://www.zongcaixiaoshuow.com 进去后再搜小说走向混沌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