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 “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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