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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