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 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了为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的同类要提前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董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析自我的命运之中：我想这并非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维森与我思想上灵犀相通之结果。几个月前我和他在队部的那一次谈话，与其说是我的罪行自述，还不如说是他的心灵独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专政一方，无法对我更深层次的表述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干部阶层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董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及我的一些同类表示出人道的情怀，并尽其所能对我这样一个因讲了过多的实话，而落了个“反动至极”罪名的青年作家，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一个勇者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深刻内涵，所展示的是无畏的道义力量。
记得，在散会以后，在老右们分组讨论会议感想之时，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树方叫到了队部的办公室。他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到农工队以后，要好自为之。语言虽少，但是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知识分子，都能体察到的——这是我在三畲庄最为珍贵的、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到监舍，同类们的祝词自然不少。但这些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声音和色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强君，对我说的富于哲理性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他说： “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到此结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闷中找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我只想提醒你两句话，算作者西子的临别赠言。一、果子到了成熟季节，不用人去摘，它也会自然落地；二、没熟的果子，虽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压秤舵。”我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不外在警示我，现在还没到果熟时刻，我就被摘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的。当然这是政治隐语，意思是走与不走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还有一层话外音，就是自己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遇到爱才的好干部了，他们完全是一番好意。让我祝贺你提前从‘大劳改’，变成了‘二劳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经常看见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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