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阻力还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戌、孙谦、胡正等，请替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真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他酒喝得多了一点，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比作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缝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之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的太晚了，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他说，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我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采煤队”。由于我在劳改煤矿生活过4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收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的惊雷之作。《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于故事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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