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面前，人的挣扎总是显得万分可笑。K的错误在于他用来与法对抗的那些东西是不堪一击的世俗材料，而法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K，他一心要证实自己的清白，为达到证实的目的，他决心向毕斯特纳小姐表演当时的情景，以使毕相信，逮捕他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没有道理。他的表演效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使毕小姐信服，反而把自己弄得没有把握了，这效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实际上在他表演时，观众不止毕小姐一个，我们明明感到还有另外一位观众躲在暗处。而正是这位观众使得K隐隐地感到他的存在而变得没有把握的吧。到了后来，当K的表演突然草率结束时，他还沉溺在儿童式的异想天开里，又弄巧成拙，对毕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假如他意识得到的话，在那位看不见的观众面前，他是何等地拙劣啊，事后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拼命唾弃自己吧。在表演时，他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表演后犯起罪来还是显得很自然似的，对自己的行为居然感到愉快，大约犯罪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吧。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请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锈感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的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e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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