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贤锁上围墙上的木栅栏门,走在康家村的街道里了。结婚进了勤娃家的小院,她很少到村子中间的稠人广众中走动过。地里的活儿,父子俩不够收拾,用不上她插手。缸里的水不等完,勤娃又担满了。她恪守着母亲临将她出嫁前的嘱咐:甭串门,少说是非话,女人家到一个村子,名声倒了,一辈子也挽不回来。在娘家长人哩,在婆家活人哩!
她到康家村两三个月来,渐渐已经获得了乖媳妇的评价。她走在仍然有些陌生的街道里,似乎觉得每一座新的或旧的门楼里,都有窥视自己的眼光。做媳妇难,她缓缓地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总不可避免拘谨;总算走到村庄中心的祠堂门前了,这是冬学的校址。门口三人一堆,五个一伙,围着姑娘和媳妇们,全是女人的世界。
她走进祠堂的黑漆剥落的大门了,听勤娃给她介绍康家村的人事状况的时候说,这是财东康老九家的祠堂,历来是财东迎接联保官人的地方。康家村的穷庄稼人路过门口,连正眼瞧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旦被传喝进这里,就该倒霉了。这是一个神秘而阴森的所在,那些她至今记不住名字的康家村的老庄稼人,好多缴不起税款和丁捐,整夜整夜被反吊在院中那棵大槐树上……现在,男人和女人在这儿上冬学了,男人集中在晚上,女人集中在后晌。
祠堂里摆着几张方桌和条桌,这是临时从这家那家借来的。玉贤在最后边一张条桌前坐下了,听着妇女们叽叽喳喳说笑,她笑笑,并不插嘴。
金嫂和村长领着一位先生进来了。她从坐在前边的两位女人的肩头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儿白净的脸膛,略略一惊,印象里乡村私塾里的先生,都是穿长袍戴礼帽的老头子,这却是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娃娃,新社会的先生是这样年轻!只听村长介绍说先生姓杨,并且叫妇女们以后一律称呼杨老师。
村长说他有事,告辞了。金嫂也在一张方桌边坐下来,杨老师讲课了。
玉贤坐在后面,她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心理,不敢像左右那些女人们扬着头,白眨白眨着眼睛仔细观看新来的老师的穿着举动,窃窃议论他的长相。她一眼就看见,这是一张很惹人喜欢的小白脸,五官端正,眼睛喜气,头上留着文明头发,有一绺老是扑到眼睛上头来,他一说话,就往后甩一甩,惹得少见多怪的乡村女人们吃吃地笑。玉贤只记得爷爷后脑勺上有一排齐刷刷的头发,父亲这一辈男人,一律是剃光头,文明人蓄留一头黑发,比剃得光光亮亮的头还要好看多了。
老师讲话了,和和气气,嘴角和眼梢总带着微笑,讲着新社会妇女翻身平等的道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讲着就点起名字来了。
他在点名册上低头看一眼,扬头叫出一个名字,那被叫着的女人往往痴愣愣地坐着不应,经别人在她腰里捅一拳,她才不好意思地忸怩着站起——她们压根没听人叫过自己的名字,倒是听惯了“牛儿妈”、“六婶”、“八嫂”的称呼,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引起一阵哗笑。
在等待中,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而又柔声细气的男子的呼叫“吴玉贤”的声音,她的心忽地一跳,低着头站起来,旋即又坐下。
点过名之后,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八个字,转过身来领读的时候,那一双和气的眼睛越过祠堂里前排的女人的头顶,端直瞅到玉贤的脸上,对视的一瞬,她忽地一下心跳,迅即避开了。她承受不了那双眼光里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教的什么字啊,她连一个也记不住!
不过十天,杨老师和康家村冬学妇女班上的女人们,已经熟悉得像一个村子的人一样了。除了教字认字,常常在课前课后坐在一起拉家常,说笑话,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婶子,居然问起人家有媳妇没有,想给他拉亲做媒了。
杨老师笑笑,说他没有爱人,但拒绝任何人为他提媒。他大声给妇女们教歌, “妇女翻身”啦,“志愿军战歌”啦。课前讲一些远离康家村甚至外国的故事,苏联妇女怎样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在政府里当官,集体农庄搭伙儿做庄稼,简直跟天上的神话一样。
玉贤仍然远远地坐在后排的那张条桌旁,她不挤到杨老师当面去,顶多站在外围,默默地听着老师回答女人问长问短的话,笑也尽量不笑出声音来。她知道,除了自己年纪轻,又是个新媳妇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什么迷迷离离的一种感觉,都限制着她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畅快地和杨老师说话。
杨老师教认字完毕,就让妇女们自己在本上练习写字,他在摆着课桌间的走道里转,给忘了某个字的读音的人个别教读,给把汉字笔划写错了的人纠正错处。玉贤怎么也不能把“翻身”的“翻”字写到一起,想问问杨老师,却没有开口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杨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这个字写错了。”
杨老师的声音在她旁边响起,随之俯下身来,抓住她捉着笔的手,把“翻”字重写了一遍。她的手被一双白晳而柔软的手紧紧攥着,机械地被动地移动着,那下腭擦着她耳朵旁边的鬓发,可以嗅着陌生男人的鼻息。
“看见了吗?这一笔不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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