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秧子是我一个远门堂叔的绰号，他的注入户籍卡的名字，是一个单字：乐。村里人提起他来，总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绰号，就唤作鬼秧子乐了。这种啰嗦的称呼本来并不符合庄稼人说话喜欢简便的习惯，可是仍然喜欢这样叫，时日长了，似乎说来顺口，听来也顺耳。
单从这个绰号的字面上直观，就可以肯定他不属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举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与人交手，总显出一副诡的样子；实话少，空话多，绝不会显山露水；有人概括说，鬼秧子乐要是说他去西京，实际准是去了东京，你要是按他说的到西京去找他，准会扑空上当了。
许是自幼受到这种民间舆论的蛊惑，我对堂叔自觉保持着一定距离，一种警惕和戒备；甚至看见他瘦小的身影，轻快的脚步，比一般庄稼人灵活的手势，也无不产生一种诡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额，深藏在眉棱下的那两只细小而灵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秘的气象了。庄稼人对于过于精明，精明到诡秘程度的人，就大大减低了信赖的心理依据，自然地表现出敬（卑？）而远之的保留态度了。我虽不敢卑视我的长辈，却也不敢与他过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灯时分，一进门便看见鬼秧子乐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亲扯着闲话。他平时极少到我家来串门，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约要说什么话，或者要办什么事。因为他和母亲的闲聊，完全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明显是在消磨时光。
“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他惊叹地说，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刚刚和我见过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见过似的，“嘿呀！我说公家干部这碗饭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劳心伤脑哩！劳心的事比劳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劳心劳神瘦成啥样了……”
我自知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百二十斤的体重也没有减少，不过听了鬼秧子乐叔的话，似乎总比听到谁说“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听人说，县城的街道里，有小贩儿摆摊儿了，油糕桌子、凉粉案子都摆出来了。”鬼秧子乐叔说，完全是一种与己无关的闲谈的口气，“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说，“政策允许了。”
“政策怎能允许私人开铺面，做生意？”鬼秧子乐叔不解地说，“共产党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中央从几十年的失误中总结教训，清醒过来了，对农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双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手里那只油腻的黑色羊皮烟包，悠悠地挖着。凭直觉，我觉察出他很专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摆出并不在意的架式，甚至连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艺么？”母亲插嘴说，“几十年没派着用场，现时用得上了。”母亲说着，又问我，“你记得不？你乐叔跟你二爷（乐叔的父亲）在五里镇摆油糕桌子那阵儿，红火得很哩！一街两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数你乐叔家的生意好。你乐叔炸出的油糕，黄亮、酥脆，咬在嘴里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样好的油糕了。”
我隐约有一点记忆。五里镇街心的水渠边，撑开一座篷帐，一张四方桌子周围，摆着四条长板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庄稼汉男女。那位已经去世的二爷在满面笑容地招呼顾客，而正当年轻的乐叔，站在翻滚着油浪的炸锅前，两只手灵巧地捏着面团儿，把一个个扁圆的油糕贴着锅帮溜进油锅里，立时冒起一团儿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乐叔用筷子夹出来，架在铁丝网架上……我曾经馋涎欲滴地在那油锅前踅磨过，怎能完全忘记呢！
“哈！那当然，咱们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掺半，青红丝，核桃仁，桔饼，吃来啥口味？”鬼秧子乐叔自豪地感叹起来，“而今国营食堂里卖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东大街一家甜食店买了俩油糕，全是干壳子！皮子硬得像皮带，咬都咬不动。我算是把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镇摆开炸锅，保准红火。”母亲说，“老人们还都记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号营生了！”鬼秧子乐叔慨然说绝，“投机倒把那营生，咱绝对不能干。”
“那不能说成是投机倒把……”我说。
“纵然不叫投机倒把，也不是正经路嘛！”鬼秧子乐大叔摆出一副慨然的面孔，“党教育咱几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图自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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