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长喜的母亲是在听到动静之后赶过来的。她进屋的时候童惠娴正光了身子平躺在床上，胳膊和腿都像死了，伸得笔直。她的下身汪了一大摊血红色的粘液，散发出古怪的气味。童惠娴的两只雪白的乳房正在拼命呼吸。她睁着眼睛，恐怖而宁静地盯着半空的某个高度，不动，她墨黑墨黑的瞳孔里头只剩下黑，而没有了光，比她的昏迷更加骇人。耿长喜的母亲依在门框上，说：“杀人了，杀人了。”耿长喜的母亲说：“这个畜牲噢，这个畜牲。”
耿家圩子的村支部书记在当天晚上来到了童惠娴的知青屋，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伴。老支书跨过门槛，很小心地掩好门，他的肩膀上披一件褐色老棉袄。老棉袄上积了许多雪，雪花相当大，里下河地区的这个夜里又一次下起鹅毛大雪。
老支书一进门就走到了童惠娴的床沿，呼的一声跪在了地上。老支书伸出大巴掌“叭叭”就是两下。他抽了自己两个耳光。老支书在地上说：“娃子，你给个话，是废了他的胳膊还是废了他的腿。”童惠娴无力地说：“你起来。”老支书只好就起来，黑乎乎地站在了床沿旁。童惠娴说：“你们坐。”老支书和他的老伴只好坐下去。屋子里无语，老支书只好掏出旱烟锅，点上了，他不停地眨巴眼睛，吸烟，过一些时候用肩头拨了拨身上的褐色棉衣。他的老伴低着头，一双眼睛交替着打量面前的两个人。
老支书好几次欲言又止。童惠娴坐起来，只是望着自己的手。她的脸色像一块晒酥了的冰块，只有寒冷，没有光亮。
“娃子，你发个话。”老支书说。
“我不要他的胳膊，也不要他的腿。”童惠娴轻声说，“别让人知道，别让他再那样，就行了。”
“我绝对饶不了他！”
“事到如今，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童惠娴说。
老支书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他的老伴立即用鞋底为他擦干净了。地上只留下一摊湿。
老支书站起身，说：“娃子，你要是看得起大叔，就写个入党申请书来。”
童惠娴说：“你们回吧。”
童惠娴在床上昏睡了两天，不吃，也不喝，整个身体都散开了，洋溢着被窝的慵懒气味。童惠娴在这两天当中做了许多梦，每一次都梦见自己躺在医院里头，正准备手术。医生们说，要从她的体内“割掉”一样东西。医生说，你已经打过麻药了，不疼的。然后，医生手上的那把不锈钢钢钳就从“那个”地方插入了她的体内，医生说得不错，不疼，然而每一次她都要出血，血从那个地方涌出来，温热得近乎灼烫，童惠娴每一次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惊醒的，惊醒了之后后背上粘了一身的冷汗。
童惠娴不知道这两天来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两天来发生在耿长喜身上的事要比发生在童惠娴身上的严重得多，不吃不喝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耿长喜。耿长喜不仅仅滴水不进，他用他的那一双大手把自己的“东西”搓得又红又大，然后，握在手心里，大声尖叫：“姐，我还要，姐，我还要。”随后就把一股液汁喷在了墙面上。村里的许多人都听到了耿长喜的叫喊，他的尖叫声像猫，让人恶心又让人同情。人们都听出来了，他不是“要”，他是说他“还要”。
第四天的上午耿长喜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支书的干咳、巴掌、杀猪刀对这个儿子已经失去了一切威胁。老支书在绝望之中只能派人把儿子抬到合作医疗社里去。许多老少跟在他的身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耿长喜救了童惠娴，接下来癞蛤蟆就吃了天鹅肉，癞蛤蟆还想吃，天鹅不答应，癞蛤蟆就给抬到合作医疗社打吊针去了。
耿长喜被摁在桌子上。他的神志已经相当不清了。赤脚医生把针头插进了他的血管，他的性命完全靠那些盐水来维持了。耿长喜的嘴角长满了白痂，额头上的伤痕还历历在目。
但耿长喜一醒过来就会把针头拔掉，用脚踢开盐水瓶。他的动作是那样的无力，全身上下都像一只加了水的面疙瘩。然而，人们注意到耿长喜裆部的那个东西显出一种病态的挺拔，它在耿长喜垂死的身上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动不动就能把裤子撑起来，许多人都看见他的裤裆又潮了，湿湿地洇开来一大片，耿长喜对他的支书老子说：“你不给我弄到手，我就死。我让你断子绝孙！”
村支书第二次走进童惠娴的屋子，身后依旧跟了他的老伴。村支书在门外吐了几口痰，把嗓子料理干净了。村支书进了门后，坐在条凳上，望着童惠娴，不说一句话。那盏小油灯安静而又无力，三个人的脸庞各自照亮了一个侧面。后来村支书发话了，他一开口就给童惠娴带来一个致命的坏消息：
“娃子，村里人全晓得那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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