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铁山在我母亲和我离开他后，突然变了一个人。他扔掉酒瓶戒了酒，彻底地清醒过来，并开始像发了疯一样想念我和母亲。他把我和母亲的照片冲洗放大，挂满了整个房间。他几乎每天给我们写一封信，当然它们并没有被寄出，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他后悔了。父亲好像从他深陷其中的主义里猛然抽身而出，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信念，而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崇高的理想会被实践成现在这种样子——街上天天在斗殴，到处贴满
了大字报，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只有他侥幸逃脱。
关于这个原国民党军官能在反右和“文革”中逃脱的原因一直是人们猜疑的焦点，甚至有人怀疑铁山的品行。但只有我最清楚，父亲能逃过这两场浩劫完全是一个意外——它的深刻原因有两条:其一，这个人是罕见的忠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谁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他没有一己私利夹杂在他的事业中，所以他变得很宽容，他从不指责他的党，也不压迫群众、拉帮结社；其二，这个人太天真了，没有人想利用他，如果利用不好，反成一个危险。他对别人没有威胁，他人缘很好。
可是从某个特殊时刻开始，父亲突然变了一个人，他扔掉酒瓶，投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他甚至投靠了一个他最讨厌的人，当时外交部东亚司底下的一个革委会主任，并且成了他的铁杆。这是令人奇怪的转变，很少有人知道铁山为什么会从一个真诚的人变成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在“文革”中的作为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困扰，但他得到了好处——他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头头，他当上了外交部一个司底下的革委会副主任。
只有我看到了这个伤心男人的内心世界。这个有史以来最忠诚的男人在信仰迷失的间歇，突然停止追求，就像一辆汽车在十字路口刹车一样，他放松了自己的左手，却抓紧了右手，就是我和母亲伊利亚。在我们离开中国后的三个月，父亲自杀了两次，他觉得他最爱的两样东西都失去了:信仰，还有爱情。
第一次是在家里放煤气，因为窗户太破，关不严，父亲被煤气呛得不停地咳嗽，忍不住冲出门去；第二次他在屋里上吊，绳子居然断了，他摔在地上，撞伤了坐骨神经。他立刻明白，是上帝不让他死，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的话。在他被绳子勒得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不可思议地看见了一条黑暗的隧道，那是一个用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方，充满着你在这个世界能想像到的所有恐惧和痛苦，是的，它不是痛苦的表现物，它就是痛苦本身，所以无法描述，只能感受，父亲再也不想去回忆它，他吓坏了，他怀疑这就是阿尔伯特和马克所说的地狱。
他为自己的软弱痛哭，他想，他就是为了女儿也不应该自杀。但这两次自杀没有一个人知道，父亲也是在事隔多年后告诉我的。
父亲就是在自杀事件后改变了性格。他开始策划一个伟大的计划:找到我和母亲，然后把我们赢回来。为此，他可以忍受一切的委屈，做所有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向他藐视的人低头，说尽他一生的假话，这就是父亲的计划。我想，母亲和阿尔伯特如果知道他的计划，都不会支持他这样做，但父亲这样做了，因为在他的哲学里，可以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只要目的是他认为正当的。
他利用在外交部的途径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父亲在信中对他在我和母亲面前做过的事忏悔，希望我们原谅他。他说他可以设法让我们重新回国，并为我们安排工作。
我把信给了母亲，母亲看了信整整一天没有说话。第二天早餐时她对我说，拉结，不是因为我再婚，也不是因为我不想念中国，更不是因为我恨铁山，真正的原因是，我有神了。我先有了阿尔伯特的神，后来又有了马克的神，今天我们知道了，这是同一个神。而那边的人不相信有神，他们相信人的能力，人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你父亲所作的，不停地后悔。他是好人，可他不停地后悔，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人是疑惑不定的，而神是立定永远、恒久不变的。
这就是母亲的决定，她绝对不会回到那个国家的那个男人身边了，也不许我再回中国。可是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我拿着他的信躲在被子里，哭肿了眼睛。
马克走进我的房间安慰我。他现在是我的父亲，在我遇到难过的事情时，他总是用这种方法安慰我: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不说话，只是这样抚摸我的头发。
你应该去见你的父亲。马克说，即使你不愿意回到中国，你也应该找机会和他联系，或者能见到他。
可是，我怎么才能见到他呢？我说。
……马克给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充满了想像力。当时，我在联合国的一个禁毒组织工作，正准备跟一个小组深入金三角毒品种植地，调查当地的毒品种植情况。
中央情报局以拍风光影片的名义在金三角拍摄一个有关毒品的片子，叫《金三角鸦片军阀》①，半年后他们还要进入拍摄，你们可以跟随他们进入那个地方。马克说，你让铁山设法到那里去，这样你们就可以在第三地见面了。
他怎么才能到那个地方呢？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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