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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