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摩西成亲半年后，挨了一顿打。延津县城有个打更的叫倪三。倪三黑胖，门头一样高，一脸疙瘩肉。满头红毛。无论春夏秋冬，走路皆敞着怀，露着胸前凸出的一条子肉。几十年下来，这肉变得黑红，与身上其他部位不一个颜色。倪三的爷爷，曾是延津出的第一个举人，做过山西潞州的知府。到了倪三他爹，与他爷路数不同，不喜读书，不喜功名，长大后，图个吃喝嫖赌。倪三他爹活到四十岁，临死之前，将他爷做知府积下的家产，也挥霍尽了。人说倪三他爹短寿，倪三他爹临死时说：“我活一天，等于别人活十年，值了。”
到了倪三这一辈，家徒四壁，倪三开始在县城打更。打更者白天无事，报更是在夜里。夜里从戌时起，用梆子敲出从一更到五更的时辰。倪三虽是一打更者，但有官宦人家的遗风，一是不喜张罗，虽家徒四壁，除了夜里打更，白天不张罗别的，就是歇着；二是穷归穷，不耽误喝酒，一到夜里是醉的。夜里打更，倪三皆趔趄着脚步，闭着眼睛从十字街头穿过，抡着梆子，常常把一更敲成三更，把三更敲成二更。所以直到现在，延津人不论更，一论就是错的，源头就在这里。打更者除了敲梆子，嘴里还应喊“天干物燥，小心灯烛”之类的话，倪三一概省略了。延津打更不喊话，源头也在这里。打更的不靠谱，本来可以换一个，倪三的爷爷虽然做过知府，但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但延津三任县长，一个爱做木匠活，一个爱讲话，一个爱听戏，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无暇留意夜里的梆子。倪三二十五岁那年，倒娶了一个老婆，老婆是个对眼。虽然对眼，但能生孩子；一年一个，不落空当。倪三喝醉酒常打老婆，打老婆不为别的，就为她能生孩儿：“妈拉个逼，你是人还是猪，身子不能挨，一挨就下崽。”
为躲挨打，也为躲挨身子，倪三的对眼老婆常常住娘家。但十年下来，仍给倪三生下七男二女。生下的孩子倒不对眼。七男二女本是个吉数。但加上倪三两口子，一个打更的，要养活一家十一口人，便有些吃力。倪三虽不爱张罗，但为人憨厚，年轻时，家里虽然穷，既不偷人，也不抢人；后来随着孩子长大，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紧，便一年比一年不顾脸皮。不顾脸皮倪三也不偷人，家里断了炊，便到集市的货摊上公开乱拿：“记着账，回头还你。”
这个“回头”，不知会到何年何月。做生意者知他粗鲁，拿吧也就几根葱、半升米、一条子肉的事，皆不与他计较。见无人与他计较，倪三更加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不是多拿东西；倪三从不多拿人家东西，顾住当天吃喝为止；明天断顿，明天再拿；而是有时喝醉了，边拿东西边说：“妈拉个逼，我就不信，一个延津县，养不起一个倪三。”
拿东西不气人，这话气人。但拿东西都无人计较。因为一句话，谁与他计较呢？吴摩西过去挑水时，也与倪三认识，还给倪三家挑过水。当然，水是白挑，倪三不会给他工钱。吴摩西知延津县城人人怕倪三，自个儿也不敢多事，水挑完就走，不说别的。平日见倪三走来，也是能躲就躲。倒是倪三见他躲，有些不高兴：“躲啥？欠我租子？”
但倪三为人仗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发生矛盾，县长不务正业，无处说理，或理被说乱了，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大家无处伸冤，便找倪三主持公道。到倪三这里告状，谁先告状谁有理。倪三听原告说完，不由分说，便去被告家中，替原告出气。喝醉酒，进门就砸东西；没喝醉，或被告家人口多，料打斗不过，便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要把自个儿吊死在这家门前。打架还好应付，一个人要自个儿上吊，如何收拾呢？想着他家爷爷，曾是一个举人，到了倪三这里，竟拿上吊说事，也让人哭笑不得。左右无法计较，便不再讲理，与倪三将事情说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罢了。久而久之。倪三替人出气，不管来到谁家门口，没等倪三开口，这家人赶紧迎出来：“老倪，知道了，只要不出大格，事情还能商量。”
卖葱卖米者让倪三白拿东西，原因也在这里。吴摩西与倪三，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吴摩西成亲半年后，被倪三打了一顿。倪三打吴摩西并不是吴摩西惹着了倪三，或跟谁发生了矛盾，倪三替人出气，而是因为半年前吴摩西成亲，没有请倪三喝酒。事情发生在半年前，倪三拖了半年才打，是因为半年之后，吴摩西离开了县政府。与吴香香成亲时，吴摩西曾问吴香香，成亲之后，她会不会让他离开县政府，到“吴记馍坊”去揉馒头，就跟和尚入庙一样，念经就念经，不用再干别的。但吴香香娶他，不图别的，就图个靠山，图个“县政府”，好用来支撑门面，倒不让吴摩西回家揉馒头，让他继续种菜。把县长老史题写的“敢作敢为”四个字高挂门头，也是这个意思。听说让他继续在县政府种菜，吴摩西倒也喜欢。喜欢不是不喜欢揉馒头，喜欢种菜，而是在县政府种菜，还盼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由于有馒头铺接着他，种起菜来，倒比过去大胆许多。两人成亲后，吴摩西也帮吴香香揉馒头，两人五更起床，揉馒头蒸馒头。待到天亮，吴香香推着馒头车到十字街头做生意，吴摩西到县政府上差种菜，日子过得倒也各得其乐。半年后突然离开县政府，并不是吴摩西厌烦了种菜，或吴香香改了主意，或因何事又得罪了县长老史，老史把他赶了出来，而是县长老史出了事，离开了延津县。县长老史出事并不是老史县长没当好，像前任县长小韩一样，因为一个爱讲话，出了差错，被上峰拿住了，恰恰是上峰出了问题，省长老费出了事，老史跟着吃了挂落。省长老费出事也不是他省长没当好，恰恰是要当好省长，这省长就没有保住。
老费省长已当了十年，国民政府换了几届，老费在河南还纹丝不动，也算老资格了。正因为是老资格，总理衙门又新换了一个总理，老费一时大意，就把这总理给开罪了。新上来的总理姓呼延。这呼延小五十了，放到人中不算年轻，当总理就显得年轻了。老费跟延津县长老史一样，不苟言笑，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新上来的呼延总理却跟延津另一个县长小韩一样，喜欢讲话，一讲起话来就眉飞色舞，两手高举，像挥着粪叉；讲起话来，爱讲一二三点，从一点说到十点，还不停歇，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呼延总理的意思，灯不挑不亮，话不说不明，事先不把道理说清楚，事情做起来不就乱了？这就是知和行的关系。老费和他不对脾气。这天在京城总理衙门开会，全国三十多位省长都到了。本来说的是边疆防务的事，河南地处中原，跟边疆没太大关系。但呼延总理讲着讲着，由边疆扯到了内地，由黑龙江扯到河北，由河北扯到山西，由山西扯到河南，最后在河南停住了脚。也说了几句河南的好话，由好话说到缺失，又停住了，一口气说了两个钟点。但呼延总理是由京城衙门上来的，没做过地方官，对地方事务不熟，两个钟头说了八点，他说的每一点，都与实情不符；稍微接近的，也隔靴搔痒；不熟的，干脆本末倒置。说过八点，又说改进的举措，也是驴头不对马嘴。当着全国的省长，被呼延批了八点。老费肚子里虽然憋气，嘴上没说什么，也就点头而已。开过会吃饭，呼延总理挨桌敬酒，敬到老费一桌，又旧话重提，开始说河南第九点。说完，还拍着老费的肩膀：“我说的对不对呀老费？”
如是在会上，老费再点点头就过去了。但换了场合，大家在喝酒，还穷追不舍，老费就有些下不来台；加上老费喝了两杯酒，突然爆发了。老费平日话不多，性子却倔，加上是老资格，本来就看不上这呼延，于是将呼延总理的手从他肩膀上推开：“对是对呀，但照你的弄法，河南不出三年，就民不聊生了。”
接着又说：
“比河南更大的问题是，当官不靠业绩，靠的是一个裙带。”
明显是指呼延个人了。呼延没做过封疆大吏，能当到总理，靠的就是在衙门里玩裙带。呼延总理脸气得铁青，指着老费说：“你的意思，这个总理不该我当，该你当了？”
老费针锋相对：
“咋该我当？我不叫‘呼延’，我也不会‘胡言’！”
两人本无私怨，如是私下吵架，说些气话也无妨；但当着三十多位省长，话说绝了，两人结下的怨，就比私怨还大了。京城会散三天，呼延就派人到河南明察暗访。明察没查出什么，暗访却暗访出，老费当省长十年，仅贪污受贿一项，就达千万之巨。劣迹在报上一公布，监察院就把老费下了大狱。全国人民看一个贪官倒了，拍手称快。呼延总理这么做，倒也不是私仇公报，而是刚刚上台，从老费的言行，已看出自己地位不稳，也是想借扳倒老费，杀鸡给猴看，让其他三十多个省长都长个记性。但大家知道，当十年省长，家产仅存千万，算是省长中最廉洁的了。其他同僚感叹，就算是只鸡，也算只老鸡了，咋犯了小鸡的幼稚呢？老费进了大狱，延津县长老史是老费推荐的，老费出事第二天，新乡专员老耿就免了老史的县长。老史种菜是为了韬光养晦，看来这菜也白种了。老史卷铺盖卷回福建时，锡剧班子的男且苏小宝来送他，拉着老史的手。又哽哽咽咽哭了。老史倒没哭，说：“都笑话我韬光养晦，其实我从这件事上，收获最大。”
苏小宝：
“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说笑话。”
老史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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