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
他侥幸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此后，他的生活被侥幸所定义了，多少年来父母的絮叨像一只闹钟，随时随地提醒他：你的快乐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自由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全部幸福生活都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他的骨头其实不轻。他拖累了整个家庭，这种负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因为他，家里的债欠得太多了，债主的名单也太长了，邵兰英为此做出了分工。柳师傅交际广，负责回馈法院公安那面的关系网，那些应酬有套路，大抵是烟酒礼券洗桑拿，加上请客吃饭，接近外交事务。邵兰英自己揽下的事情，其实更像复杂的宣传统战工作。她最怕人心多变，仙女那边一旦反悔翻供，儿子还是跑不了。笼络老人用钱最见效，笼络仙女的心，光用钱不行，还要投其所好。邵兰英知悉仙女喜欢漂亮的饰物，买了一堆五光十色的珠链、戒指和头饰去，仙女根本瞧不上那堆东西，嫌低档，嫌俗气，倒是一眼看上了她手上的翡翠手镯，邵兰英不舍得这个祖传的镯子，嘴上客气了一下，强调镯子戴了好多年，不容易摘了。仙女说，你想给我就能摘，我给你拿肥皂来，看好不好摘？她没有办法，忍痛摘下镯子，看着仙女把镯子套到了自己的手腕上，心里嘀咕，这个女孩子，日后不知会嫁到谁家？嫁到谁家，谁家一定要倒霉的。
邵兰英给老花匠一家送礼，一年要送三次，分别是春节、五一节和国庆节，时间合理绵延，像法令一样雷打不动。老花匠一家搬迁到了郊县的双山林场，那条统战之路一下变得更加辛苦，她不怕，照旧带着一只沉甸甸的大篮子坐长途汽车到双山林场去，坚持了好几年。她一心要认仙女做干女儿，仙女不答应，仙女的奶奶倒与她姐妹相称了。直到有一次她去林场，发现老花匠的宿舍里来了新房主，人家告诉她老花匠已经干不动活了，林场辞退了他们，仙女去了外地工作，老夫妇俩回乡下养老去了。她僵立在宿舍前，一声声地长叹，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人家又到屋后搬了一盆白兰花给她，说是老姐妹留给她的礼物。白兰花当时正开着，很香。她依稀记得自己说过最喜欢白兰花，说说而已，没想到老花匠夫妇记在了心里。她有点感动，带着那盆白兰花离开林场，无奈左手一篮子礼物没有出手，右手的花盆越来越沉重，走到半途中，她看看四下无人，狠狠心，把那盆白兰花放在路边的草丛里了。
至于柳生自己，他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邵兰英指派他给保润家送猪下水，送了几次，猪肝猪肚都被保润的母亲当场扔到街上，他再也不肯去了。邵兰英也没有再逼迫儿子，说，本来是顺水人情，不收就不送了，否则别人往歪处想，以为我们心虚，好心给人当了话柄，小意思就变成没意思了。
这边停止了善意的表示，那边却有了让步的反馈。精品时装店的马师母肩负斡旋的使命，特意到肉铺来找邵兰英谈心，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保润的父母已经认了命，无心追究柳生了，他们胃口不好，对猪下水没有什么兴趣，家里不缺别的，缺的是人手。三句两句就说到了祖父，好歹是家里的长辈，好歹活着，扔又扔不掉，管又管不了，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马师母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愿，保润替柳生吃了官司，是否让柳生代替保润行个孝道，多去井亭医院照顾一下疯老头？邵兰英虽不认可马师母的逻辑，心里觉得这要求并不过分，她说，马师母，你给粟宝珍也传个话，我们两家不是冤家，我们两家有缘啊，让她想想，这街上就出了两个精神病，给我们两家摊上了，怎么没有缘？柳生去替保润行孝，谈不上，两家人互相照顾一下，倒是应该的，只当让柳生去学雷锋了。
邵兰英把新任务交给儿子，柳生不赏脸。他说你们虚情假意的干什么？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要去你们去，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我看见那老头就犯恶心。邵兰英火了，用鸡毛掸子打了柳生，她说，伤疤还没好，你就忘了疼？让你尾巴夹夹紧，你倒又翘尾巴了？这不是虚情假意，是做人的道理，自己欠下的债，你自己不知道？你年轻力壮的，跑几次井亭医院怕什么？捏着鼻子也要去，我们做父母的不开银行，不能替你还一辈子债的。
母亲总是了解儿子的，柳生必须夹紧尾巴，而他人生的伤疤，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保润是一个梦魇，说来就来，不分白天黑夜。有一天早晨他骑车路过铁路桥，一列火车正巧轰隆隆地通过桥面，一团黑影从火车上飞落下来，掠过他的肩膀，挂在自行车杠子上。他定神一看，居然是一个绿色的尼龙绳圈，看那绳圈的直径，应该是一个套头圈，他好奇地试了试，绳圈套上他的头部，不大，也不小，严丝合缝地咬住他的脖子。他惊出一身冷汗，火车已经过去了，他还站在桥洞下发怔，突然怀疑，保润会不会出狱了？保润会不会正在那列火车上？他扔掉那个尼龙绳圈，恐惧缓缓地消失了，一种巨大的内疚浮上了心头，他对着火车的影子说，对不起，国际大傻逼。
柳生曾经去枫林监狱探望过保润。
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他背着一只旅行包，搭长途汽车到了枫林镇。包里装满了他为保润精心挑选的礼物，香烟、白酒，袜子，墨镜，其中有一支特殊的圆珠笔，是一个亲戚出国带回来的稀罕物，摁一下笔头，笔杆上金发碧眼的女郎会慢慢卸下她的泳装，大大方方展示一个性感的裸体，他喜欢这支笔，他认为保润会更喜欢这支笔，所以他把它小心地插在衬衣口袋上，准备伺机塞给保润。
天气很热，他在监狱门口看见一个老妇人带着包裹，坐在阴凉的墙根下，一边打瞌睡，一边默默地流泪，她的身边竖着一个纸牌，纸牌上写着：李福生是冤案！他不知道李福生是她什么人，也无意打听那冤案是怎么回事，是那个老妇人的哀伤，让他有点震惊。老妇人边睡边哭，呼吸时鼻息浊重，犹如风箱，泪珠则以均匀的速度渗出眼眶，一滴一滴地淌落在面颊上，他盯着那道泪泉注视了一会儿，渐渐地觉得浑身不自在了，冤案？他嘟囔道，有什么稀奇的，这世界上的冤案太多了吧？
他找了一片树阴躲避毒辣的日头，看见一个奇怪的少年沿着监狱的围墙，不停地绕圈，少年穿着汗衫和短裤，满头大汗，走一会停一会儿，将耳朵贴着墙，听一会儿，又喊一会儿，大宝，大宝，你给我滚出来！少年的声音尖利而愤怒，他在后面暗自发笑，问旁边卖冷饮的摊贩，他在喊什么？大宝是谁？那摊贩说，好像是个强奸犯，男孩每年都来，说要亲手把那个大宝阉了。
他不宜开口探听，大宝强奸了谁？是少年的母亲还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他在心里猜，猜着猜着觉得扫兴，脸上有点发烫，看看离监狱会客时间还早，他买了根红豆冰棍，一路吃着冰棍，去附近的枫林镇上闲逛了。
枫林镇不仅有个著名的监狱，还是一个古镇。这类有历史的小镇夏天都比较凉快，树木参天，房屋高大古老，总是体贴地给予沿途的行人一片荫凉。他在荫凉处走走停停，看看石板路中央的古井，看看路边墙泥斑驳的祠堂，嘴里说，没意思，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后来就走到了一家杂货店门口，一群小镇青年聚集在此，乱哄哄的，围着一张崭新的台球桌打球。
他停下来看热闹。对于桌球，他其实一知半解，只不过小镇青年们球技太滥，给了他逞能的机会。他嘴巴闭不住，手也闲不住，在旁边指指点点，小镇的青年们不买账，他干脆自己上了场，这一下就玩得不可收拾了。他爱面子，输不起，一局输了不服气，再来一局，这样玩了半天，店主出来收钱，对手让他付钱，说你输当然你付钱，他觉得合理，去找旅行包，这才发现他的包不翼而飞了。问旁边的人，都说不知情，还有人反问他，你真的带了包吗？没见过你的包么。他又急又恼，脱口骂道，怪不得监狱选中了你们枫林镇，原来抓人方便，你们这里到处都是小偷！
他犯了众怒，被杂货店门口的青年们团团围住，差点挨了打。店主出面保护了他，但是同情归同情，打桌球的那笔费用，店主无意豁免，他掏不出钱来，走投无路之间，想起口袋里的特殊礼物，拿出那支圆珠笔摁一下，说，先来看洋妞，我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他的嘴里发出了快乐的指令，脱，穿，穿上，脱了！店主和青年们都推推搡搡地争抢有利位置，大家瞪大眼睛，盯着他手里的圆珠笔，他一下又威风了，最后，把圆珠笔往店主手里一拍，慷慨地说，德国进口货，三百块也买不到，今天算我倒霉，归你了。
等他赶回监狱门口，会客时间已经过去了。他看着接待室关闭的大门，看看自己两手空空，摊开手，苦笑了一声，说，好。这样也好。虽然误了正事，误得荒唐，但也许那是天意，他很快原谅了自己：反正也没有礼物了，反正他也不一定愿意见我，反正见了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长途汽车的车票，对着监狱大门晃了晃，反正，我已经来过了。
这些年来柳生一家风调雨顺。用邵兰英的话来说，都是积德行善修来的福。花痴柳娟的病奇迹般地好转，出院了，天天坐在家里刺绣，绣鸳鸯戏水，鸳鸯绣得活灵活现的。有人好心来做媒，对方是老西门一个坐轮椅的钟表匠，两个人见面，竟然一见钟情，柳娟及时嫁了，第二年便生了个小宝宝。是个女婴，美如天仙，众人见了，无不赞叹命运对柳娟额外的垂青。本来柳生一家与井亭医院已经撇清了关系，不必与那个晦气地方打交道了，但是，从保润家派来了新的义务，这义务呈现篱笆的形状，一次许诺，某种道义，还有群众舆论，它们一齐将篱笆扎紧，柳生无法脱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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