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开始我在地下室摆弄枪。
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这段日子我老惦记着这几支枪。我这一辈子没攒下啥，要说在心里占点儿分量的恐怕也就数这几支枪了。
警卫员小齐把地下室那把大锁拧开后还赖着不想走，一个劲儿地嘟囔：“首长，你要拿啥就吱一声，让我给你拿呗，还用你亲自……”
我就不耐烦了，照他后脑勺给了一下子，说：“去去，没你啥事了。”这才把他轰走。
现在的警卫员呀，虽说还叫个警卫员，其实都是空顶个虚名。一个个水光溜滑的，瞅着挺像回事，可要身手没身手，要眼神儿没眼神儿的，中看不中用。哪像我们早先打仗那会儿，挑出来当警卫员的个顶个都跟精豆子似的。遇上点事，还没等你这边眨巴眼呢，他那边“噌”的一声早蹿出去老远了。那时候，部队里的各级指挥员好多都是干警卫员出身的，我就是。不过，我一直不愿意提自己当警卫员的那段历史，因为我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而且干的是张国焘的警卫队。
其实，从内心讲我挺不喜欢张国焘这个人的，不是因为路线的问题，是因为那一口大萝卜，这家伙曾经啐了我一脸大萝卜。
那是1935年的夏天，我们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退到川西和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在这之前一直都在长征苦战，遭了不少的罪，部队别提有多惨了。人，一个个黄皮拉瘦的，满队伍里见不到几套囫囵衣服，花花绿绿穿啥的都有。武器，大多还是大片刀、老套筒，汉阳造什么的。相比之下，四方面军这边就显得牛气多了。往那一站，一色的染青军服，一式的人字花绑腿，利利落落的。武器就更不用说了，长的有快枪，短的有二十响的驳壳枪，枪屁股上一串串的红穗子直悠荡，荡得一方面军的弟兄们眼睛里馋虫疯长。
张国焘当时心情好哇，不好才怪了！每次开会，张国焘都让警卫队长挎着两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明睁眼露地大张着保险，虎视眈眈地立在他身后。警卫队长后来悄悄对我说，毛泽东这人不可小瞧，是个人物。说那种场面一般人都被震萎了，毛泽东却谈笑自若，时不时还哈哈大笑一阵。也不知咋搞的，警卫队长说，只要毛泽东那边一笑，他这边手心就开始冒汗，到最后竟生生攥出了两把水。
后来，毛泽东就不见张国焘的面了。张国焘到他的临时住处去了好几次，都被卫兵挡在门外不让见。张国焘觉得他够礼遇毛泽东的了，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倒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了，毛泽东反倒把他挡在外面，就立时气白了脸，把读书人的斯文扔在一边满地乱转，逮住谁跟谁急眼。
不久，一、四方面军就开始交流人员了。带我出来参加红军的同乡油娃子找到我，说他要去中央红军了，让我干脆跟他一起去算了。当时我很犹豫。我是跟着油娃子离家出来的，心里当然想跟油娃子一起走。但转念一想，历来当警卫的都讲究个“忠”字，从这个老理儿上讲，我哪能撇下首长说走就走呢。我就对油娃子说，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想不好。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要是想好了就去找你。油娃子临走时一再叮嘱我说：“你可得快点拿主意哩。”
油娃子走后，我自个儿站在原地发了半天癔症，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突然看见张国焘坐在不远处的大树底下吹凉。也不知咋的，我这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挪腾过去了。边挪腾边想：是啊，这么大的事，怎么的也得跟首长说说再作决定呀。我想，只要首长表示出一丁点儿挽留我的意思，我就铁下心跟着他算了。
正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强睁着昏黄的眼，恹恹地任坏情绪昏黄着一天一地。村口那棵老树被这遮天盖地的昏黄弄得无精打采，趔趄着身子硬撑着，眼看就站不住脚了。
无风。
走到近前我才发觉，树底下根本无凉可吹。张国焘手里攥着一个大青萝卜，正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他的脸也同样的昏黄，阴沉沉地坠着满脸的坏情绪。我心里有些发怵，张了几回嘴话也没说出口。正犹豫着，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问了句：“什么事？”
我赶紧上前敬了个礼，刚叫了声“首长”，嘴就瓢了，磕磕绊绊地费了半天劲才把大致意思说出来。
听我讲话的时候，张国焘的表情始终很漠然。我有点闹不准他到底是听呢还是没听，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没看我一眼，只管一口一口地下死劲咬那个大青萝卜，嘴巴里热热闹闹地“咔吧”着，嚼得我满耳朵眼都是萝卜声。
没想到，我的话还没讲完，他那张嘴就突然对准了我，还没等我反过劲儿呢，就听得“噗”的一声，满嘴的大萝卜就喷了过来，闹了我一脸。
我一个机灵蹦到一边，抹把脸就准备开骂，骂词都到嘴边了，又让我生生地给噎回去了。我憋住了。好赖当了几年的红军战士，咋说也懂得点上下大小的道理了，我就是性子再驴，也不会像从前那样逮着哪儿都撒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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