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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帮票号既以金融汇兑为主业，各码头庄口之间的信函传递，就成了其商务的最重要依托。客户在甲地将需要汇兑的银钱，交付票号，票号写具一纸收银票据。然后将票据对折撕为两半，一半交客户，一半封入信函，寄往乙地分号。客户到乙地后，持那一半票据，交该号对验，两半票据对接无疑，合而为一，即能将所写银钱，悉数取走。这种走票不走银的生意，全靠了码头间信函往来。
票号的开山字号平遥日升昌，在创业之初，因仅限于西帮商号间写票，业务不频，走票只是托熟人捎带。后生意做大，就雇佣了走信的“专足”。再到后来，宁波帮的私信局兴起，就将走票的业务全托付其承揽了。
票号的分庄遍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有一个覆盖全国、延及海外的金融网络。控制这个网络，那时代也是靠信函。西帮票号又实行总号独裁制，资本在总号，各地分庄利润也全归总号。所以，除了走票，号内的商务信函不仅频繁，更有周密成规，立法甚严。
这种内部信报，一般都设四种：正报，复报，附报，叙事。正报、复报，是报告本号做的每笔生意及生意变化、结果。附报，是报告他号所做的生意。叙事，则是报告当地商情、时务、政局、人事，以及本埠风俗趣闻，托办的杂事。各票号书写信报，又有自家独用的暗语。
所以在票号内与账房并列，特别设有信房，每日都有信报发出。
到光绪年间，西洋电报逐渐在大码头间开通。西帮票号自然成了国中最先使用它的商帮。只是，电报费用昂贵，文字又有限，说不了多少意思，保密也差。所以，除非紧急商务，一般还是靠信报。
老东家和大掌柜到达汉口后，差不多是将天成元的总号移去了，各码头庄口与汉号之间的信报往来，自然格外多起来。其中，又以叙事信报居多，京号尤甚。因为康笏南和孙北溟两位巨头，会同汉号老帮陈亦卿，正就复兴“北存南放”势头，谋划新举动。
西帮票号做银钱生意，本就奉行“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八字要诀。各分号间不分畛域，相互接济，快捷调度，总是把存银调往最能赢利的码头。清代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江南经济之发达，已远胜北方，成为国内商业重心所在。但北方京师，又是国库的聚散之地。
这就形成北方聚银多，江南用银多的金融格局。西帮票号正是看准这种格局，常做“北存南放”的文章。就是在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吸收存款，再调往江南放贷。西帮票商巧理天下之财，这是一大手笔。
只是，在光绪二十五年这个时候，西帮票号面临了两大危难，使“北存南放”大布局变得举步维艰，风险莫测。
一是在年初，朝廷发了一道上谕：不许各省藩库将上缴中央的各项官款，即俗称的京饷者，交给票号汇兑。原因是京师银根短缺，不敷周转，市面萧条，商民俱困。朝廷也不知听信了哪些糊涂大臣的谏言，居然把造成这种困局的症结，归罪于西帮票号。说是各省都不解送现银到京，一味托付票商汇兑，所以京师重地的现银越来越少。其实，票号为各省汇兑京饷，交给户部的，也还大多是白花花的银子，并不全是一纸汇票。票号一时周转不开，或户部银库愿收银票、汇票，也是有的，但也不至造成京师现银短缺。京师银根紧，那实在是另有原因的。
去岁戊戌年，朝局不靖，先是变法，后又废了新法，时势天翻地覆，血雨腥风。京城那班高官权贵，早暗中将银钱弄出京城匿藏了。京内各业商家，又收缩观望，市面哪能不萧条！
但禁汇是朝廷上谕，西帮也不能等闲视之。承揽京饷官款的汇兑，早已是票号的大宗生意，断了此财路，不是小事。历来做“北存南放”，也主要是靠汇兑京饷来支持。票号在江南承揽了解京的官款，在京城又吸纳了种种存款，两相抵杀，走票不走银。即用京城存款抵作京饷，交户部入库，同时将江南官款转为商资，就近放贷。不许承揽京饷，“北存南放”还怎么做？
再一危难，就是北方直隶、山东、河南，甚至京津，拳民蜂起，教案不断，时局不稳。票号生意，全在南北走票，纵横调银，中原一旦乱起，生意必受阻隔。时局不定，商界也必然观望收缩，金融生意也要清淡了。谁家能无几分近忧远虑？
面对此两大危难，康笏南毒辣的眼光，还是看出了其中大有商机在。
从京号的信报中，康笏南断定，京师市面萧条，决非银根短缺所致，反而是银根疲软的一种明兆。时局不明，商家收缩生意，市面自然要萧条。各省应缴朝廷的京饷，更以时局不靖为借口，设法拖延不办，户部收库的银子哪里会多？加上高官权贵又暗里争相往京外匿藏银钱，自然要形成一种银根紧俏的表象。京号早有信报：一般商家，还有那些高官权贵，都找上门来，降格以求，要我们为其存储现银，或外调积蓄。所以京师银市，实在是明紧暗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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